二 西学精英，文学硕彦，道不同亦相为谋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胡适

青枣一枝传佳话，掀起游魂未了愁——梁实秋

阳明山上有书斋，性灵解脱写文章——林语堂

20世纪20年代初，蔡元培（前排左三）、李石曾（前排右二）、胡适（前排右一）等合影

他们曾受到“五四”精神的濡染，他们的理念更多源自西方，他们的诗文浪漫飘逸。但他们的理想主义在当时的中国不仅不易开花结果，而且，像是设置了一个虚无的泡沫，到头来不得不吞咽幻灭的莫大痛苦。

他们多以个人身份发表言论，做出举动，只有把一些零散的活动碎片汇集在一起才能说明这样一个群体对中国政治事件的立场和态度。

作为受西方文化影响很大的英美归国留学生的文学团体——新月派，其重要成员受西方绅士的优雅姿态浸润过深，其立场大致发端于西方的文化视角，他们的声音与当时中国青年们的革命热情大相径庭。

1923年，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余上沅、丁西林、陈西滢、林徽因，以及梁启超、张君劢等聚集在北京。他们说是希望与“几个爱做梦的人”在艺术上“开一条新路”。

这一年的11月，成员之一张彭春的次女降生。张彭春一向崇拜印度诗歌泰斗泰戈尔，热爱他的诗歌。由于泰戈尔著有诗集《新月集》，因此，张彭春为女儿取名“新月”。当时他们正筹备组织文学社，社名尚未确定。张彭春便把“新月”这个名字推荐给朋友们，大家欣然接受，“新月社”由此诞生。

1924年4月，63岁依旧充满激情的泰戈尔来到北京，正值西学影响在学术界和其他各界产生作用之时，这使他的访问陷入困境。他对年轻的中国学者呼吁，要珍惜自己民族优美而高尚的文化遗产，却受到了一些听众的冷遇，甚至是敌视。

鲁迅在《知难行难》一文中这样写道：

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再问问看，要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见于《红楼梦》上的所谓“病笃乱投医”了。

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后来去了台湾，有胡适、梁实秋，还有林语堂等，他们会怎样“理性指向未来，感情回归传统”，似乎已成问题。

梁实秋是一位典型的绅士，在美国完成学业，对中国社会既缺乏认识又缺乏与民众的共鸣。回到积贫积弱的中国，年轻气盛，居高临下似不在胡适之下。

总的来说他们是一群抱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绅士。他们对人对事的看法中掺杂着美式的“傲慢与偏见”。他们可以抨击政府，但不同情庶民的抗争，发言遣词、情趣风致都不在民众的调上，却与杀害闻一多的人道不同亦相为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