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从“诗文评”到“文学批评”——现代文学批评观念的确立与衍化(5)
在此语境下思考和确立“文学”之义界，显然并非一个自然化的行为。在旧有的文化制度和政经制度遭遇双重危机的背景下，关于文学的思考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对和回应这一危机。当将“文学”之义界从传统推导至现代，其实也是知识分子们为中国提供的现代性方案之一种。既然纲纪伦理全然崩塌，传统政经架构难以撑持，那是否有可能依凭日渐趋于独立的文学或广义上的文化而重建文化的合法性和重续文化的生命力，并且实现对整体性中国文化危机的有效回应，“通过不断自我更新的紧张，它顽强地保存着自我”。【89】
就此而言，古代文论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建立，既为“文学批评”义界的确立提供了一种可能，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创制方式。一门独立学科的建立，首先是作为一种文化的合理分化而呈现的，知识被系统化地承传和体制化地分类，“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文化的不同组成部分（认知部分、表现部分以及道德部分）有了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些价值领域之间也形成了紧张关系。”【90】落实到世纪之变的中国社会，诸多知识也日渐被技术化处理，成为一种非文化的领域，其含义与进程诚如汪晖所言：“首先是知识如何从文化中‘分化’出来，其次是道德、审美领域从如何普遍的科学谱系中‘分化’出来，第三是这种思想领域的‘分化’与社会体制的变化的关系如何。”【91】
而作为“分化”结果的具体学科，同样需要面对整体性的文化危机。此前主要作为“修养”来加以传授的文学知识与文学技能，与以“兴会”闲谈形式为主的文学批评，皆须尽快转型为客观化、中性化和普遍化的知识形态。而这样的改换，更深在的目的则是借重构知识谱系和知识样态来重塑民族文化价值，撤除原本附着在“文学”之上的旧有的意识形态，使“文学”不再沦为政教工具，但恰是这种呈现为客观中性的知识形态建构，在现代大学制度的平台中成为“对现代人进行社会训练和知识训练的机制或‘技术’”，【92】促进实现造就未来中国亟须的“新人”的主体诉求。而学科独立与现代大学的出现，自来被视为“民族文化、国家历史、国家认同和国家统治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核心任务即是“建构和维系具有一致性的国家”。【93】在本尼特·安德森关于“想象的共同体”的阐述中，印刷语言和印刷文学使得即便彼此从未闻问但分享同一种语言文字的人群，也可透过“文学”感受到彼此的休戚与共，进而有助于创造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想象的共同体”。
同样值得指出的是，作为知识生产的文学教育本身也密布着各种文化权力的争夺。通过对“文学”、“文学批评”义界的不同描述和“文学经典”机制的不同建构，来为整个社会提供一套定夺文学与非文学，筛选好文学与坏文学的认知标准。就其最根底的面相，则如伊格尔顿所言：“它是这一切都存在的文学学术机构与整个社会中居统治地位的权力利益之间的一个权力关系问题。通过维护和有效控制地扩大所说的这种批评语言，社会在意识形态上的需要将得到满足。”【94】
不过，我们也不能完全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在中国的引入和古代文论学科的创设简单视作是一个完全被植入的过程。事实上，即便这一过程很大程度上确是不停在与强势的西方文化保持回应，有时甚至是被动的回应，以求缩短历史进程的时差，但我们仍旧不能忽视本土文艺传统和文学思想在这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这条线索我们至少可以追溯至正当陵谷巨变的晚清，诚如王德威所指出的：“当晚清作者面对欧洲传统的同时，他们已然从事对中国多重传统的重塑。”【95】譬如，黄遵宪不认同自古奉为圭臬之《六经》可阑入文之界域，认为：“《易》以言理，《春秋》以经世，《书》以道政事，《礼》以述典章。皆辞达而止，是皆文字。唯《诗》可谓之文章。”【96】在《人境庐诗草》自序中主张诗歌创作亟须在“诗境”、“取材”、“述事”和“炼格”四方面有所革新。不仅应博采历代诸家诸派之长，更可取方言俗谚、新词新典，汇融烹炼出“不为古人所束缚”的“为我之诗”。进而谋求改变中国语言与文字相脱离的状况，务使二者合二为一，因“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力求文体现代化与通俗化，最终“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97】开启了晚清“文界革命”，亦为日后五四新文学反复研讨的言文合一与文体通俗化等问题肇启先声。
另一位旗帜人物则是梁启超。其言中国“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以往的诗人不过是“鹦鹉名士”。今后“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然后可”，作诗则必具备“繁富而玮异”的“欧洲之意境语句”，“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使用“日本语句”。“诗界革命”之时机已渐趋成熟，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出世之日指日可待。【98】1902年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就小说改良政治、造就新民的作用作了肯定的回答：“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99】向来在中国文学中处于卑下之位的小说因着“小说革命”，地位大幅提高，知识分子意识到小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始，往往得小说之助”。【100】不过伴随着小说地位提高的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正统文学观念控制了小说，使得“原来在外部压迫小说的正统儒家文学观念‘内化’，进入小说内部，使小说变为政治的工具。”【101】
王国维则从梁启超等人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转进抉发文学内在的审美性，主张“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102】指出美之性质在于“可爱玩而不可利用”，【103】试图切断文学与政教之道的联系，明确肯定文学价值的独立性与自律性。他认为文学之功用在“描写人生之痛苦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俗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104】深受叔本华影响的王国维摆脱了古来士大夫赏玩诗文的自娱心态，而是直面人生悲苦真相而欲超越之的深沉之情，文学绝非社会与政治议题的附庸。
1907年，鲁迅在《河南》杂志发表了集中体现当时文学思考的论文《摩罗诗力说》。强调文学的功能在于使人“兴感怡悦”、“涵养人之神思”，而“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并批评中国传统的文学创作多“拘于无形之之囹圄，不能舒两间之真美”。同时鲁迅亦颇注重其“自与人生会，历历见其优胜缺陷之所存，更力自就于圆满”的“斯益人生”之一面，指出中国文学的出路在于“别求新声于异邦”。【105】周作人亦不逊乃兄。经由对中西文学各自源头的比较，道破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局限，即混淆政治与文学之划界，“立劝惩为臬极，文章与教训，漫无畛畦，画最隘之界，使勿驰其神智”，【106】以致诸多文章之士“不惜折其天赋之性灵以自救樊鞅”。【107】
不论是黄遵宪、梁启超、严复等人将文学视为重塑国民精神方式之一种，还是王国维、鲁迅、周作人敏锐地意识到文学的审美主体性与超功利特质，也不论晚清“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对于中国传统诗文形式并内涵之再认识及对小说价值之肯认，还是关于中国文学之出路的借镜/借贷西洋，种种观念的研讨与实践的尝试，都可说是文学观念自传统至现代的转型实验。其思考或有偏窄处，创作或有幼稚处，但无不充溢着知识分子们在面对变革时所付出的宝贵心力。同时，这些思考和实践也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的引入和对“文学”义界的重新确立提供了先导，并尽量以自身的方式读取舶来的思想观念，使之更好适应本土语境，共同完成“文学”观念的建构。我们当然无意将中国现代性的开展与发展尽皆视为晚清的文学遗产，认同“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并非宣称“唯有晚清，才有五四”。只是指出当西方的思想观念被引入中国时，华夏本土的文化传统与思想观念本身也正处于澜翻潮涌的重塑与重估的历史进程中，日后视如完全脱胎西方思想的现代文学观念并非石破天惊的横来剧情，相反是不同的文化资源、思想观念与操作形式互相角力、杂糅之后的诞育物。
正如雷蒙德·威廉斯对于“文学”一词所作的文化学意义上的探讨：“这个词汇在表面上不会令人觉得难以理解，除非我们提出问题：是否所有的书本与著作皆是文学？（如果不是，究竟哪些类别被排除？根据什么标准？）。”【108】如果我们接纳威廉斯的观点，那就意味着我们的任务并非简单缕述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的具体内容及其嬗变过程。作为社会语言发展的一则突出例证，“文学”义界的衍变，“文学批评”的创制，尤其是晚近中国语境中的衍变，其价值是“不断为某种处在变化中的实践意识找到新的（活动）方式、新的形式和新的定义”，因此，“文学”的“许多能动价值决不能只被看做概念”。【109】我们必须试图析解观念背后的历史建构过程，考掘以“知识”形态出现的“文学”究竟是如何依凭“知识”的面目而获得合法性基础，进而思考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本身作为现代性的一种产物，它又是如何反过来为中国的现代性提供一个可堪深思的视角和可资参考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