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十年灯(1)
【用笔杆急叩台湾之门】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纂的《重修台湾省通志》，卷一“大事志”有这么一条：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上海抗拒“共匪”之国军部队，近已完成保卫任务，一部撤退来台。
这里记载的“一部”，其中有一个人是我，我这“一粟”由此倾入台湾这个大米仓。
这年我二十四岁。
我本来在上海军械总库当差，国共内战，争夺上海，五月二十六日上海易手。“末日”之前，五月二十四日，我带着父亲寻路，夜间挤上一条船，只见甲板上坐满了军人，谁也不知道这条船开到哪里去，天空灰白色的云层很厚，不见日月星辰，所幸海上没下雨，风浪也很小。
日日夜夜，好不容易看见右方有水气饱满的绿色山丘，前面有颜色单调的陈旧仓库，船停在水中等待进港，有人摇着舢板来卖大多数人都没见过的水果，说我们听不懂的话，使用我们没见过的钱。
这是台湾！这是基隆！原来这条船的目的地是台湾。依当时局势，它可能开往广州或者海南岛，这两个地方已是朝不保夕，所有撤出华东华南的人都渴求奔向台湾，台湾限制入境，多少有办法的人来不了，我们竟无意中得之，似幻似真，如同梦境。
这才知道船上载满军火，台湾欢迎军火，我们是沾了光。这才发现“上校爷爷”住在舱里，他是军械总库的副总库长。这才发现我们兰陵王氏家族落难的子弟（总有二十几个人吧？）也挤在甲板上人堆里，论辈分，兄弟叔伯爷爷都有。他们从家乡辗转逃到上海，上校爷爷安插他们在军械库当兵吃粮，最后关头又通知他们上船。
这些族中子弟都是大地主之家的少爷，奉父母之命早婚，中共搞土改清除地主，大家纷纷逃亡，有人带着太太孩子。由一九四五逃到一九四九，离开上海是最后一步，他必须和眷属分手，这一去何年重逢？有人叮嘱妻子“你等我两年”，意思可能是两年以后我一定回来，也可能是两年以后你可以另外嫁人，妻子断然回答：“我等你二十年！”那时候认为二十年就是天长地久了，谁料这一去就是三十多年。
没有人通知或者暗示我可以上船，我能脱身是个奇迹。那时我受到的打击太多，感觉近乎麻木，对上校爷爷的差别对待没有什么反应。多年后回想当初，天津失守，我做了共军的俘虏，一个多月以后逃到上海，我还穿着解放军的破军服，给人多大想象的空间！在那种情况下，上校爷爷还安排我到分库去占一个上尉的缺额，那是多大的担当（上校爷爷万岁！），最后上海也得撤退，那时国军已经知道中共的间谍厉害，倘若我带着一颗自杀炸弹上船，与满船军火同归于尽，那还了得。上校爷爷作了他该作的考量。
好了，俱往矣！由沈阳经秦皇岛到上海，上校爷爷是我的福星，我感激他。回望大海，上海到基隆的路程四一九海里（七七六公里），台湾海峡的宽度一三〇公里，幸亏世上还有这个台湾！
基隆多雨，我们上岸那天是好日子，军方在码头上摆好一行办公桌，为这批官兵办理入境登记，每个人的姓名、年龄、籍贯、级职都写在十行纸上。我趁机会向他们讨了几张十行纸，他们一张一张地给，我一张一张地讨。登记后有人把队伍带走，惟有我们军械库的人仍然留在码头上，据解释，这是因为船上军火还没交卸。
人群散尽，我回头一看，码头的另一端，竟然站着我的妹妹。
多少人读过《关山夺路》之后问我，“你和妹妹弟弟分散后又怎样团聚的？”他们听见基隆码头这一幕，无不啧啧称奇。妹妹和弟弟原在流亡中学读书，共军渡江东南溃败时，单一之、王逊卿两位老师带领他们奔到上海（单一之、王逊卿万岁！），防守上海的汤恩伯将军安排他们登上开往台湾的船（汤恩伯万岁！），他们比我早五天离开上海，船到基隆停留，准备开往澎湖。他们在基隆的那几天，妹妹天天到军用码头守候，盼望我和父亲也能撤到基隆。多年后，我回想那不可能的重逢，心情激动，可是我当时神经麻木，相对默然，只能旁听她和父亲絮絮对谈。
有一件事情必须做，我坐在水泥地上写稿子，希望在茫茫虚空中抓到一根生命线。基隆码头很清静，我随身有一支自来水钢笔，里面还有墨水，办理入境登记的时候，我向他们讨来的几张十行纸，正好派上用场。我完全不能写抒情文，喜怒哀乐心如刀绞，我必须把它当做病灶，密封死裹。我也不能写对台湾的第一印象，我看风景人物都模糊飘动，好像眼晕瞳花。我整天近乎眩晕，基隆那些日子每天上午晴朗，午后阵雨，怎么我看亚热带五月的阳光是灰色的，而且带着寒气。回想起来，我那时是个病人，可是我居然写出来到台湾以后第一篇稿子。我已忘记写了些什么，写完，随手化了个笔名，去找邮局，那时邮局有个小小的窗口，窗台下摆着一张桌子，一瓶浆糊。我用十行纸糊制信封，把稿子寄给台北《中央日报》副刊，发信地址写的是基隆码头，没钱买邮票，注明“万不得已，拜托欠资寄送”。我把信投进去，像个小偷一样逃出来。
过了几天，这篇文章登出来了，没想到这么快！我看见那片铅字，这才觉得自己确实由海里爬到岸上。好了，台湾“四季如春”，冻不死人，我能“煮字疗饥”，饿不死人，苟全性命，与人无争，气不死人。后来我打听谁是中央副刊的主编，有人告诉我他叫耿修业（耿修业万岁！）。
一九五〇年八月参加暑期青年文艺研习会，耿先生来演讲，我们问他怎样选稿，他说处理来稿有两大原则，“快登或者快退”。他说每天大约收到一百篇文章，由三个人审阅，当天晚上选出优先采用的文章立刻发排，第三天就可以见报，再选出几篇长长短短的文章列为备用，以备适应版面的需要。第二天又会收到大约一百篇文章，头一天剩下的稿子已经没有机会，助理人员马上退回，作者早日收到退稿可以早日另作安排。
后来知道，协助耿主编看稿的两个人是孙如陵和李荆荪，他们三位新闻从业的资历很深，学问和道德修业很高，这样三位高水准的人经营副刊，那年代再无第二家报纸可以做到。后来我做了新闻界的新兵，跟他们又结了许多因缘。
为了投稿，我得想一想我对台湾了解多少。历史老师讲甲午战争讲得很详细，国文老师教“台湾糖，甜津津，甜在嘴里痛在心”，教得很认真，这些材料人人知道，副刊主编大概没兴趣。
山东乡贤王培荀在他的《乡园忆旧录》里说，台湾玉山的山顶上全是白玉，那些玉是裸露的，并不藏在石头里，山中有恶溪、毒兽、生番，人不能近，没法开采。这又说得太离谱了，主编会朝字纸篓里丢。
《随园诗话》引咏台湾诗：“少寒多暖不霜天，木叶长青花久妍。真个四时皆是夏，荷花度腊菊迎年。”诗虽然平常，人家说台湾四季如春，他说台湾四季皆夏，有点新鲜，可以入眼。
中国大陆有一首民谣：“台湾的水，向西流，花不香，鸟不鸣，男无义，女无情。”惹得多少台湾人怒容满面，“外省人歧视台湾人”，这是一个重要的证据。但是我说，这首民谣并未在民间流行，它是李鸿章写在奏折里安慰慈禧太后的。甲午战败，割让台湾，李鸿章很难过，慈禧心里的滋味又岂能好受？所以李鸿章故意贬低台湾的价值，君王专制时代臣子如此进言，乃是尽忠，大家也谅解他言不由衷。我装做很博学的样子提出假设，这首民谣恐怕是李鸿章的幕僚捏造出来的吧？怎么没从别处看到同样的记载呢？我料定主编不会去查考，果然，文章在中华副刊登出来了。
二表姊常常笑我“一肚子没有用的知识”，现在有用了，可以换钱。
上海军械总库撤销，我一度到台北军械总库就食，那时台北军械总库设在台北市信义路一段，离台北宾馆很近。后来库址迁移，原地盖了大楼，《青年日报》就在那座大楼里。
台北总库出了一个名人，他在总库做经理组长，后来因渎职下狱，国防部军法局长包启黄冤杀了他，他的太太在百龄桥上拦住蒋介石总统的座车告状，蒋氏枪决了包启黄。包是中将，又是红人，这样一位将领既未通敌谋叛，也非临阵退却，仅因操守问题处死，前所未有，轰动社会。后来知道包启黄的罪名是贪污，而贪污仅是表面文章，其中另有隐情，生出许多内幕报道。
台北总库也产生（或几乎产生）一位作家，他的名字叫王曰元，那时他的阶级是上尉，仪表英俊。宝岛姑娘陈素卿和外省青年张白帆殉情，各报以巨大篇幅追踪报道，《中央日报》以全版刊登读者投书，王曰元写了一篇大约三千字的文章，题目很长：“无情何必生斯世？有好终须累此生！”《中央日报》连文带题处理成一个“顶天立地”的边栏，十分醒目，读过的人都叫好。我和他因此有共同语言。
总库长于敬濂少将，我和他有一面之缘。当局下令裁汰老弱病残及“不适任”官兵，我在不适任之列，人事部门通知我去领遣散证明书，我趁机会申请正名，希望把我的本名王鼎钧写在证明书上，这样我就可以再也不必冒充王鹤霄。承办人教我去请示总库长。
于敬濂将军很谦和，他答应了我的请求。证明书共有两联，承办人在发给我的那一联填写王鼎钧，在存根联填写王鹤霄，又在存根旁边写了三个小字：王鼎钧，加上括弧，好在遣散证明书没有“籍贯”一栏，省去许多斟酌。我凭遣散证明书领到国民身份证。
那时退役制度尚未建立，对待离营士兵简直就是驱逐，允许带走两套旧军服，发给老台币五百六十元（依名作家罗兰记述，彼时炒米粉一客老台币七百元）。那时撤退来台的军队多半席地而卧，士兵离营时可以把席子卷起来背着，那一张席子使我心酸，异乡人倒毙路旁，好心人收尸，就是用一张草席把尸体裹起来。
我是军中的文官，又不是台北总库编制以内的人员，除了一张证明书，什么也没有。我一点也不介意，只觉得一身轻松，有了这张证明书我可以办国民身份证，有了身份证就有了生存的基本保障，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
那时候，妹妹和弟弟度过“山东流亡学生澎湖冤案”的恐怖，可以安心读书，父亲蒙兰陵另一位族长王一然先生援引，到台中县政府就食，全家“草草粗定”。一然先生也是祖父级人物，做过河北完县最后一任县长，我们称他为“县长爷爷”，背后笑他犯了地名，“完县”，真的玩完了！他很有族长的威严和责任感，凭他一点残余的人事关系，处处照顾本乡本族落难的人。
上校爷爷，县长爷爷，兰陵宗法社会的完美典型，兰陵王氏族谱应该有他俩的“大传”。
我在台北专心投稿。我到衡阳路成都路几家书店文具店买稿纸，店员瞠目以对，可见当时投稿的人很少。那时候台北各报副刊篇幅很小，副刊上的文章大半来自翻译的“罗曼史”和中国历史掌故，有人表示不满，称翻译为“抄外国书”，称历史掌故为“抄中国书”。
当台湾尚未参加国际版权公约，翻译家可以自由使用外文原材，以美国杂志上的“小幽默”最受欢迎，多产者为陈澄之，他是“华北新闻”著名的翻译快手，在资讯闭塞的年代，他能看到多种外文报刊。台大文学院院长钱歌川，也曾以“味橄”为笔名，经常客串。
那时“小幽默”偶尔还有种族歧视的意味，例如说，一个犹太人到纽约市中央火车站买票，他对售票员说“春田城”。美国有好多个州都有春田城，售票员问他哪一个春田城？犹太人忽然反问：“哪一个最便宜？”
有些“小幽默”流露反共思想。例如说，东欧某共产国家有一个老百姓养了一只鹦鹉，“鹦鹉能言”，常常学他说话。有一天这只鹦鹉不见了，他急忙向警察局备案：“本人今日走失鹦鹉一头，以后该鹦鹉在外一切言论，本人概不负责任。”
我很喜欢这些小幽默，年轻时的我缺乏幽默感，需要补课。
古人留下的掌故轶闻很多，这种材料取之不尽，那时许多读者的趣味保守，贪恋“温故”，即使以前看过了，再看一遍也无妨。我不能“抄外国书”，可以“抄中国书”，每天坐在省立图书馆东翻西检，图书馆设在新公园里，门前一条大马路就叫馆前街，直通台北火车站，旁边就是中央日报社。现在听说新公园改称二二八公园，省立图书馆也搬走了，唉！《中央日报》也停刊了。
那时别人“抄中国书”，大都是从书中选出一件事情加以注释评点，我能把好几件相似或相连的事情组合在一起，可以说后来居上。例如以“太阳”为主题，抄下夏日可畏、冬日可爱，野人献曝，日近长安远，再加上大文豪歌德的遗言：“打开门板，多放些阳光进来！”中西兼顾，很丰富也很灵活，全文只有五六百字，我能做到密中有疏，并不呆板拥挤。
我还能配合新闻。胡适的一句话也成新闻，他说当年有人拿他的名字做对联，上联是“胡适胡适”，下联是“方还方还”，方还是浙江省政府秘书长。我立刻来一篇“小谈人名对”，我说有人用“徐来徐来”对“胡适胡适”，徐来是电影女明星，比“方还”有趣。我说还有人用“胡适之”对“孙行者”，用“马星野”对“牛天文”。我还能继续延伸，提出明代的王绂是“九龙山人”，陶渊明自称“五柳先生”，宋人郑侠别号“一拂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