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军事失败和经济崩溃的心理创伤，1919—1923(1)

第二帝国的终结

当1914年8月宣战时，德国人民欣喜若狂。希特勒和其他德国士兵一样对即将到来的战争感到异常兴奋。直到战争结束时，左派政党都已放弃了公民的异议权，加入到他们政治对手的阵营中。皇帝骄傲地宣称，党派的斗争已经结束，并且说：“我不再认识党派，我只认识德国人民。”受到民族主义狂热情绪的刺激，大多数德国人把战争看作对市民社会沉闷生活的愉快告别，他们希望战争在圣诞节前完全结束。

然而，德国人在1914年圣诞节并没有获得胜利，相反，它陷入了拉锯式的消耗战中，无论在人员还是物质上都有着令人吃惊的损失。甚至最铁石心肠的好战者，看到伤亡人员的名单时也倒吸一口凉气。国内的前线越来越显示出即将崩溃。曾经投票支持过战争的左翼政党，希望居于统治地位的精英们做出重大的社会和政治让步。但是，这一切尚未到来之时，政治的摩擦带着复仇的气焰再次出现。只要战争在继续，对战争的支持就依然会继续，这是十分明显的。这一事实可能只能归因于对战争的过度热衷，归因于官方对战争痛苦的麻木，以及部分德国人错误的信心。他们认为，德国的领导层会以军事胜利的丰硕果实来回报他们。

严酷的地缘政治和军事现实，不可避免地朝向耻辱的失败发展。从战争一开始，德国的高层指挥官就明白这一点。德国在两个主要的战线展开战争，面对着在人数和生产力都比自己有着绝对优势的敌人。通过使对方经济陷入瘫痪的封锁政策，德国的对手采用了地缘政治的方法去摧毁德国脆弱的生命线。这一致命的威胁要求全面战略政策的协调，特别是与同盟国当中的伙伴之间的协调，以及行政机构和军事机构之间紧密的合作。这些对于成功至关重要的因素一个都不存在。不仅德国的高层指挥官缺乏协调战争的战略计划，而且它还不断地颠覆市民政府的权力。当保罗·冯·兴登堡和埃里希·鲁登道夫在1916年获得了德国最高作战指挥权的时候，这种情况变得更为严重起来了。在坦嫩贝格和马祖里湖挫败了俄国军队之后，他们两人在德国公众眼里成了超人的英雄，他们的声誉使得皇帝或者任何公民都相形见绌，几乎没有人敢于对他们政策的智慧提出质疑。无论是皇帝还是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都不能控制德国的军事独裁者。首先是陆军元帅冯·毛奇，其次是法金汉将军，最后是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卫队。早在1914年冬季，皇帝就抱怨道：“参谋部没有告诉我任何东西，也不征询我的任何意见。假如德国人民认为我是最高的指挥，那么他们犯了重大的错误。我喝茶观树，四处散步，这一切都让这些绅士们感到高兴。”

将军们不仅将皇帝在政治上降到了不重要的位置，而且残暴地对待首相、内阁、国会、工业家和工会领袖。假如军方能够成功地欺骗民众，使他们相信胜利就在眼前，那么，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完全讨民众喜爱的。

事实上，这些军方的天才们带来的是一个接一个的灾难。1914年，他们四处炫耀的施里芬计划没有在西部给予对手致命的打击；1915年和1916年，他们在西部前线为一场没有结果的战斗牺牲了一百万人；1916年，他们在日德兰被英国舰队击败；1917年犯了三个愚蠢的大错，它们几乎导致了战争的必然失败。它们是：他们丢掉了所有的机会，只好和西方强国缔结温和的和平协议；认可无限制的潜艇战使美国卷入了战争；愚蠢地将列宁运送回俄国，导致了俄国革命。最终，在1918年，他们把德国最后的后备军投入了一系列无谓的战斗，面对确定无疑的失败，他们指派平民们去处理停火事宜，然后谴责平民们在德国军队背后捣蛋。

一个骄傲和富有侵略性的国家战败了。直到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它依然相信最后的胜利仍在掌控之中。这样，就必然引发了具有深远影响的集体性的心理创伤。四年的战时宣传使人们相信战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大多数德国人拒绝战争失败的现实。结果是：将军们把他们的失败归咎于国内的失败主义和阴谋破坏，同时，具有政治野心的人更乐意将失败归咎于各种阴谋势力，其中包括共产主义分子、和平主义分子、犹太人。希特勒后来认为这些无组织的力量是“十一月罪犯”，他们被认定在德国军队的背后捣蛋，从而制造了所有随后发生的灾难。

然而，在1918年的秋天，大多数德国人被四年血腥的战争弄得过于麻木了，以至于没有思考谁应该对这一切负责。战争吞噬了二百万年轻的生命，并且使更多的人终身残疾。年轻的一代在东欧和西欧的战场流血而死；存活下来的人由于战时的经历而受到永久的伤害，他们缺乏心理上的能力去建立稳定而和平的社会。四个古老的帝国——德意志、奥匈、俄罗斯和奥斯曼——早已崩溃了。随着这些古老的君主国的崩溃，古老的、不易被取代的权力的象征也消失了。战败的心理创伤和古老的权力崩溃开启了暴乱、革命和极端主义的闸门。战后的混乱一直延伸到20世纪20年代，后来又被大萧条所重新激发。在这种混乱的背景下，人们必然看见政治的反常在不断地增长。犹如在欧洲的其他地方，在德国，新的极端主义者在政治的舞台上四处游荡，以寻求救世主式的领袖，他能够把他们从战场上无谓的牺牲中拯救出来，同时恢复随着古老的权威一起消失的集体的目的意识。

德国面对着不可避免的失败，那些对这次灾难负有责任的人——军事组织的领导人们——狡猾地躲在了一边，他们让民主的领导人承受着责骂。早在1918年9月29日兴登堡防线崩溃的那一天，德国高层指挥官就认识到战败的现实，第二帝国就要终结了。至此，皇帝如同在战时一样，成了一个实际上形同虚设的人。当军队的高层指挥官要求首相赫特林就停战进行谈判时，对于死硬的君主制度的支持者来说，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和西方的盟友不愿意同皇帝和他的军事独裁者进行谈判是再明显不过的了。旧有的制度已经失去了外交能力，因为受到高尚的民主意识感召的伍德罗·威尔逊坚持他不会和皇帝或者军事领导者谈判，只和德国人民的真正代表谈判。这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暴动，至少是刺激了受到危在旦夕的威胁支持的强烈期待。这种期待就是德国人民要用更可以接受的民主政府取代君主制度。

当然，协约国不是德国巨大变动的唯一催化剂。在1918年中，协约国的封锁敲响了令人恐怖的丧钟，到处是饥馑、哄抢食品、政治暴动和无法无天，而在世界范围内的夺去二百万人生命的流感使这一切变得更为严重。在慕尼黑，年轻的教授奥斯瓦尔德·施宾格勒借着烛光，在完成《西方的没落》的最后一章中总结了这一富有启示性的情绪。他经常将椅子放在桌子上，因为靠近天花板温度会高一点。在柏林，银行倒闭了，食品供给进一步减少，人民死于流感病毒，皇帝的声誉跌到了低谷。尽管皇帝撤销了被认为是军队傀儡的赫特林的首相职务，但是对他开明的堂弟马克斯·冯·巴登的任命并没有提高他的威望。

同时，将军们离开了斯帕的军事总部前往柏林，并在那里作出重要的决策。在离开斯帕的时候，他们发布了措辞强硬的宣言，要求结束谈判，因为他们感到威尔逊提出的条件是难以接受的。接下来，就是政府和军队之间发生的充满争执的会议。这次军队失败了，鲁登道夫辞职，格勒纳将军取而代之。马克斯·冯·巴登给威尔逊发出最后照会，告诉他德国军队现在已经最终服从于公民的控制。美国总统在11月5日作出了回答，尽管他有一个重要的保留，但是他认为，只有符合他的十四点要求和平才可能到来。他坚持认为，德国应该对协约国财产所有损失承担责任。这是一个对德国的储备的不祥预兆，它意味着“战争罪名”的强加、赔偿和领土的丢失。

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是天主教中间派的领导人物，在国会中为和平解决战争问题起着促进作用。1918年11月8日，他所领导的德国停战委员会抵达法国贡比涅森林里一个叫雷通的村庄，与协约国西部战线的最高指挥官斐迪南·福煦元帅进行了谈判。和谈在一节火车车厢里展开，这节车厢后来被希特勒指定作为1940年法国和谈的地点。福煦向德国方面提出了几个强硬的停战条件。他给了德国两天时间答复协约国的要求。这对于德国代表团来说是一个真正的难题，因为在这两天期间，德国皇帝宣布退位，共和国宣告成立，马克斯·冯·巴登将所有权力移交给了内务部长弗里德里希·埃伯特。鉴于这些事件，法国怀疑自己是否在与德国真正的合法代表进行谈判。然而，11月10日，埃伯特作出回答，同意了停战的条款。次日，签署停战协议。

停战的条款是严苛的。德国在两个星期之内撤出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和其他所占领土。莱茵河以西的所有德国领土必须由协约国占领。德国人从东非撤出。德国丧失了数量巨大的大炮、机关枪、飞机和坦克。所有的潜水艇都缴了械，整个空军也落入了协约国的手中。同俄国和罗马尼亚签署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和《布加勒斯特和约》分别被宣布无效。最后，在协约国没有释放德军战俘的情况下，德国却必须释放协约国的战俘。停战十分清楚地使德国人确信他们战败了。在西部前线一切都变得安静起来。

然而，在德国国内，一切都没有安静下来。当德国代表团在贡比涅森林的火车车厢里为停战的条款烦恼的时候，德国爆发了全面的混乱。10月9日，德国皇帝下台，社会民主党人菲利普·沙伊德曼宣布成立共和国。皇帝匆忙离开，流亡荷兰，留下了巨大的政治真空，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几个派别企图对此加以填补。俄国的战败导致了布尔什维克的掌权，有充分理由相信，同样的情况可能在德国发生。1918年11月，列宁在莫斯科从十分有利的角度观察了这一形势。列宁认为，俄国和德国是一对孪生子，并希望更为工业化的德国成为即将到来的与资本主义斗争的前哨。俄国的共产党满怀希望地给予它的德国同志直接和间接的支持，一个共产主义化的德国将会是一个共产主义化的欧洲的催化剂。

1918年秋季发生在德国的事件似乎加强了列宁的乐观情绪，甚至在1918年11月9日皇帝的政府崩溃之前，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就在整个德国出现了。1918年10月28日，基尔暴动的水兵拒绝服从命令前往北海与英国海军交战。他们将舰船停泊在港口，用水龙头将锅炉房的火浇灭，同时高唱革命歌曲，在舰船上升起了红旗，然后占领了基尔。水兵的暴动引发了全德国的暴乱。战败和军队普遍的暴动，弄得瘫痪的政府无力控制暴乱。除了基尔，北部德国的其他港口很快落入了左翼激进分子的手中，与其说他们对革命、不如说对终结战争和改善海军中的工作条件更感兴趣。

德国水兵的暴动是结束旧式帝国秩序的开始。11月8日，得到工人、士兵和农民协会支持的独立派社会党人库尔特·艾斯纳，推翻了巴伐利亚的皇家政府，宣布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两天后，所有的眼睛注视着德国的首都，在那里，由六人组成的人民委员会宣布自己是新的德国政府的执行机构。

这样，在1918年11月的头两个星期，俄国革命似乎在德国再次发生。年轻的下士希特勒在波美拉尼亚的毒气战中双目暂时失明，当时正在逐渐恢复的他思考着这种政治形势。事实上，人们过于夸大了对共产主义革命的恐惧，因为德国的情况与俄国不同。在俄国，城市的工人阶级在比例上大大低于德国的工人阶级。德国的工人力量也缺少统一的工会路线的约束，缺乏熟练技能的传统，这导致了德国的工人倾向于保守的政治观点。俄国的农民和工人仇视沙皇的统治体制，渴望暴力的颠覆行动。在一场灾难性战争的冲击下，一个革命的精英领袖成功地煽动了这种强烈的仇恨，同时利用了1917年3月第一次温和的革命中的一些严重错误，掀起了第二次终结俄国旧秩序的革命。布尔什维克对俄国实行了一党统治，并且逐渐建立了不可或缺的对大众控制的机构，如革命的军队、秘密警察、针对政治上的反对者的强制劳动营，以及由听话的政府官员组成的干部队伍，他们执行着掌权者的意志。

相反，德国只发生了一次革命，同时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传统的社会结构。德国决定性的权力变化发生在战争的最后一个月，那时由贵族阶级、中上层阶级和武装部队的高层指挥官构成的统治精英，一下子就被社会民主的力量，特别是被国会中得到工人和一部分中产阶级支持的政党在政治上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