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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投剑桥

后来，我放弃了想要与威尔金斯合作研究的想法，但他的DNA照片却一直留存在我的脑海中。那是一把有可能解开生命奥秘的钥匙，我绝不会将它从我的头脑中剔除出去。我还不能解释它，但我并不因此感到烦恼。设想自己成为一个著名科学家，要比设想自己成为一个从来不敢冒险提出独创性观点的、受压抑的学究要好得多。我也曾因鲍林部分地解决了蛋白质结构的传闻而深受鼓舞。那时，我正在日内瓦与瑞士噬菌体学家琼・韦格尔（Jean Weigle）讨论问题。他刚刚结束了长达一个冬季的访问研究，从加州理工学院回到了瑞士。在离开加州理工学院之前，韦格尔参加了鲍林宣布那个消息的报告会。

琼·韦格尔，摄于1951年

鲍林在报告会中采用了他惯常的舞台表演式的讲演方法，他在讲演时就像一个终生从事演艺事业的表演艺术家。在那次讲演过程中，他的模型一直被一块帷幕掩盖着，直到讲演即将结束时，他才骄傲地向观众展示了他的最新成果。然后，鲍林目光炯炯地向大家解释了他的模型——α-螺旋模型——的各种特征，这些特征使他的模型美得无与伦比。

鲍林的α-螺旋模型

莱纳斯·鲍林与他的原子模型

那是一场表演，就像他以往所有的精彩报告一样，鲍林的讲演吸引了许多青年大学生前来参加。像鲍林那样能紧紧抓住听众的人，全世界都不可能再找出第二个了。他把不可思议的头脑和极具感染力的露齿微笑完美地结合起来，魅力之大，几乎没有人可以抵挡。鲍林的许多教授同事也怀着复杂的心情观看了他的讲演。鲍林在演示台上不断地跳上跳下，同时挥舞着自己的手臂，就像一个随时都可能从靴子里掏出一只兔子来的魔术师。这场景使得他的同事们相形见绌。如果鲍林表现得稍微谦虚一点，那么他的观点也许会更容易被人接受。由于他表现出了极其坚定的自信心，所以即使他是在胡说八道，那些着了迷的大学生也不会了解。而他的许多同事则在冷眼旁观，静静地等待着他在重要问题上栽个大跟头、摔得头破血流的那一天。

鲍林、罗伯特·科里（Robert.Corey）和布兰森在1951年4月15日出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介绍了α-螺旋模型

那个时候，韦格尔并不能告诉我鲍林的α-螺旋模型是否正确。韦格尔不是X射线结晶学家，无法从专业角度对这个模型进行评价。然而，他的一些比他更年轻、在结构化学方面训练有素的朋友却认为，α-螺旋模型看起来相当不错。因此，韦格尔的朋友们给出的结论是，鲍林是正确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鲍林又取得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成就。对生物学中极其重要的大分子结构而言，他可能是揭示出正确模型的第一人。因此，我们有理由想象，鲍林在此过程中也许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新方法，可以推广适用于核酸结构研究。然而，韦格尔却根本不记得鲍林的方法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所能告诉我的，无非是有一篇描述α-螺旋结构的论文不久之后就会发表。

当我回到哥本哈根时，载有鲍林论文的那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已经从美国寄到。我很快地浏览一遍，然后又立即重读了一遍。对于论文中的大部分内容，我都觉得有些摸不着头脑，只是对他的论点有一个大致印象。当然，我无法判断鲍林在这篇论文中说的东西是否成立，敢肯定的只有一点，他的文章写得非常优雅。几天以后，又一期刊载了鲍林的7篇论文的杂志寄到了！这些论文所用的语言华丽得令人眼花缭乱，而且同样充斥着修辞技巧。其中一篇论文的开头是这样写的：“胶原是一种很有趣的蛋白质。”这种写法启发了我。我开始构思，如果我解决了DNA的结构问题，在撰写关于DNA的论文时应该怎样开头。我想，如果我的论文的起首句是“遗传学家对基因很感兴趣”，那么就可以将我的思路与鲍林的思路清晰地区别开来了。

1951年5月出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目录。注意，前7篇论文的作者都是鲍林和科里

我开始为下一个问题忧虑起来：到什么地方去学习分析X射线衍射图的技术呢？到加州理工学院去恐怕不合适，因为鲍林太伟大了，他不可能浪费自己的时间去教一个缺乏数学训练的生物学家。另一方面，我又不愿意再次用热脸去贴威尔金斯的冷屁股。这样一来，我就只能去英国剑桥大学了，我了解到剑桥大学有一个名叫佩鲁茨的科学家，他对生物大分子尤其是血红蛋白的结构非常感兴趣。于是，我给卢里亚写信，告诉他我最近涌现出了研究DNA的激情，问他能不能想办法把我安排到剑桥大学佩鲁茨的实验室去学习。令我喜出望外的是，这件事竟然完全不是问题。收到我的信之后不久，卢里亚就参加了一个在安阿伯（AnnArbor）召开的小型会议，在那里他遇到了佩鲁茨的合作者——约翰・肯德鲁（John Kendrew）。当时肯德鲁正在美国进行长期旅行。更加幸运的是，卢里亚对肯德鲁的印象非常好。像卡尔卡一样，肯德鲁很有教养，而且也支持工党。更巧合的是，当时剑桥大学实验室刚好缺人，肯德鲁正在物色能够与他一起研究肌红蛋白的合适人选。卢里亚便向他举荐，说我是一个很合适的人选，并立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我。

约翰·肯德鲁

那时已经到了8月初，距离我原来的奖学金到期的日子刚好只剩一个月。这意味着我不能再拖下去了，必须立即动手给华盛顿有关方面写信，告诉他们我改变学习计划的事。但我仍然决定再拖一下，等到剑桥大学实验室正式接受我前往时再写这封信。事与愿违的可能性永远无法排除，因此出于慎重考虑，我认为在与佩鲁茨讨论过之后再来写这封很难下笔的信为好。与佩鲁茨讨论过之后，我就能更加详尽地说明我渴望在英国实现的目标了。我并没有立即离开哥本哈根，相反，我暂时又回到了实验室，做了一些以“第二等”的标准来看还算有意思的实验。决定先留在哥本哈根的更重要的原因是，脊髓灰质炎国际会议即将在这里召开，很多研究噬菌体的学者都会到哥本哈根参加会议，当然，其中也包括德尔布吕克。他是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关于鲍林最近进行的研究，他应该会带来更多的消息。

然而，德尔布吕克并没有带给我更多的新消息。他认为，即使α-螺旋模型是正确的，在生物学上也算不上什么深刻洞见。看起来，对于这个模型，他似乎根本不想多谈。甚至当我对他说，有人确实拍出了一张非常出色的DNA的X射线照片时，他也没有什么反应。

在脊髓灰质炎国际会议期间，尼尔斯·杰尼在家里举行的一个派对，摄于1952年9月

不过，德尔布吕克直率的性格并没有令我觉得特别沮丧，因为脊髓灰质炎国际会议空前成功。参加会议的几百名代表抵达后，他们享用着无限量供应的免费香槟（部分由美国出资赞助），大会组织者希望这样可以消除或减轻各国代表之间的隔阂。

整整一个星期，主办方每晚都安排了招待会、宴会以及海滨酒巴狂欢的午夜之旅等活动。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享受奢侈的生活，在此之前我一直将这种生活与腐朽的欧洲贵族阶层联系在一起。正是在这次会议期间，一个重要的真理逐渐在我的头脑中扎下了根：科学家也完全可以过上丰富多彩的生活——不仅在知识探索方面，在社交活动方面也如此。就这样，带着美好的心情，我精神饱满地动身到英国去了。

哥本哈根蒂沃利公园中的一个酒吧，摄于195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