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尽心章句上(4)

孟子再说：“耻之于人大矣”，有惭有愧之心，是平常进德修业最大的关键。佛家学说也是如此，认为惭与愧，是人生修养非常重要的善行。“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有些人，非常聪明伶俐，做错了事，自己运用机心，很巧妙地为自己辩护，肯定自己没有错，这一类“机变之巧”的人，就是用心极不诚实，非常狡滑的人。“惭愧”两个字，对这种人根本用不上了。

孟子又说：“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简单地来解释这句话，就是当你不如人的时候，假如自己还没有惭愧心，那你怎么能够做到和人家一样呢？人都有好胜上进的心理，看见别人比自己好，却困于自己的坏习惯，只是自卑，不肯自求进步。其实，不必怕不如人，只要发一个惭愧、有耻之心，自己努力，别人也许十天就能做到，自己百日、千日总可到达与别人同样的程度吧，甚至超越。可是一般人，往往不会自我承认无耻，反而容易犯一个自卑感的毛病。例如看见同学有很高的成就，就不敢去看这个同学。其实深刻进一步来说，能够有自卑感，已经是有知耻的动机，但是必须要拿出勇气，不要被自己的自卑感淹没，更要奋发向上进德修业。所谓“知耻近乎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做人做事要这样，修养心性更要如此。

孟子曰：“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贤君贤士最平凡

孟子说，古代的贤王、圣明之君，都是好善的，对于国家的决策，只注意如何有利于国家、天下、社会、人民；自己虽为一国的领袖，且有绝对的权力，可是他忘记自己的权力。换言之，他只着眼于社会大众的利益，不去考虑如何增加自己的权力。在制定政策时，只要是对国家社会，对老百姓有利益的，就下定决心去做，并不考虑这个决策是否损害自己的权势，更不是以增加自己的权力为出发点。同样地，一个领导人，甚至一个普通人，也都应该有这种精神。但是，人很难做到这一点。

例如一个人很有学问，但往往会自认是饱学之士，看不起别人。其实应该忘了自己“有学问”这回事，在街上看见一个推车的、挑菜的，也要谦虚，想到自己还有向他们学习的地方。可是，一般人连穿一件新衣服都忘不了，走在街上，要多拉几次衣服，似乎怕别人不知道；如果有人赞美他的衣服，他更会沾沾自喜。所以忘了自己所拥有的，是很难做到的。如果有权力而能够忘掉，就是保持了一分天真、善良与仁慈的童心。这是古代内圣外王的基础，是中国文化个人基本修养的本份。

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这句话听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乃至于出家当和尚的，本来很平凡，慢慢被人尊称“师父”，再被尊称“大法师”或“上师”，这样对他三叫两叫，他便自以为是活佛了。一般人除夕过年的时候，口袋里多了一些钱，自己就会“抖擞”——炫耀、自满、自傲——起来，这就是不能“忘钱”。在古代的圣王之中，能有“好善而忘势”的精神，是值得后人效法的。

孟子说，上古有德行的读书人，也能做到这样，自己有权势，忘记自己的权势；自己没有权势，则忘记别人的权势，这也不容易。但是，忘记别人的权势，并不是傲慢的态度。如果心中有傲慢，认为你越有钱有势，我越不睬你，这非但不是忘记，反而表示注重对方的权势。这就是我慢，觉得自己比那些有钱有权势的人更伟大。如果此心平等，安贫乐道，就会把一切人都看得平常，不论别人有钱有势或无钱无势，总归都是人，以平等心对待，既不傲慢，也不特别轻视或尊重，人与人之间，应该有的礼貌，应如何便如何。如果认为对方有权势地位财富，自己故意“以贫贱骄人”，不予理睬，而表示自己清高、了不起，这就已经错了，“起不了”啦！这只是自卑感在作祟而已。

孟子说：“古之贤士，何独不然。”古代有修养的知识分子也是一样，只问人家有没有道德，不问人家有没有地位、权势，忘记了对方的权势。所以古代称赞高士们“天子不能臣，诸侯不能友”的美德，因为他心境平淡，忘记了这些权势地位。例如宋朝的杨朴，始终不肯出来做官，宋真宗仰慕他的名，几次要他出来，他都不肯。最后宋真宗派人到他家里坐候，他没有办法，只好到京城里去见皇帝。宋真宗对他说：现在终于把你请来了，你是喜欢作诗的，而且诗作得很好，一路上一定有不少好诗了。杨朴说：我在路上没有作诗。宋真宗说：那么你离家的时候，你的朋友们一定作了许多好诗，为你送行吧！他说，朋友们也没有诗，只有我内人（太太）作了一首诗送我。宋真宗说，那你太太的诗怎么说呢？杨朴就念出来他太太的诗：

更休落魄耽杯酒　且莫猖狂爱咏诗

今日捉将官里去　这回断送老头皮

宋真宗听了这首诗，哈哈大笑，因此送了他很多礼物，放他回去，表示再不叫他做官了。实际上，谁知道他是不是假太太之名，表明自己的态度呢？宋代历史上，这类的高士也不少。

再说孟子说的这类高士，并不是傲慢，也不是看不起政府，他只是不需要攀附权贵而已。例如宋代的邵康节，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像他这样有大学问的人，欧阳修、司马光这帮好友，曾多次请他出来做官；他说，在政治上有你们出来，就已经很好了，我的身体又弱，不要为我添麻烦，让我在家里安享余年，能活几岁，就活几年吧。老朋友无论怎样邀请，他都不肯出来。

所以孟子说：“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因此诸侯、大臣，地位最高的人，如果对于一个有修养的知识分子，没有恭敬心，礼貌上稍有不周，不能完全尽到礼的话，纵然想马上见他，也是无法见到的。“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连见一面也办不到，何况想请他来做僚属！更做不到了。

这一段放在“知耻”之后，有它的道理在。因为这一段所说的，也就是人格修养上的“知耻”，一个人要知道自己在时代环境中的分量。有时候，学问固然好，才能固然强，但自己要知道，自己的学问本事，其实只有一二两重。就像俗话所说的“贵州驴子三脚踢”——贵州的驴子容易发怒，但等它踢了三脚以后，就没有其他本事了，所以成语说“黔驴技穷”，只有三拳两脚的本事。

又如现在年轻人看别人的文章，认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事实上也真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由自己来写，苦写三天也写不出来。有些人看似满肚子学问，办个刊物，写上一年，学问也就写完了。要知道，学问的补充很难，成本很大，说不定读了一年书，两篇文章就写光了。不要以为自己本事大，所以人要能知耻。“知耻”不一定要含羞，而是要知道自己的分量，不要做出超越自己分量的事来；假如自己做了超越分量的事，就必定招来耻辱。例如举重的选手，自己只能举起九十公斤，偏要去参加举一百公斤的比赛，结果不但得不到冠军的荣誉，反而招来失败的耻辱。这种太过超越自己能力的行为，就是不知耻的结果。有时候，人狂起来就忘了自己在哪里，像一些学佛的青年，“未得谓得，未悟言悟”，自认为开悟了，就了不起了，那是“开误”了。一个真正开悟的人，多么平淡！多么谦虚！开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有人恨不得在头上写个“悟”字，那是迷之又迷了。

因此孟子在这里说到，古代的贤君、贤士，始终觉得自己很平凡，所以面对势利，不感到势利；面对贫贱，不感到贫贱，因此能够独立而不倚。

孟子谓宋勾践曰：“子好游乎？吾语子游。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

曰：“何如斯可以嚣嚣矣？”

曰：“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先穷后达的那个人

“宋勾践”这个人，姓宋名勾践，与越王勾践同名。

孟子对他说“子好游乎”，等于庄子所说的“逍遥游”，也就是说“游戏人间”的意思。人生本来是一场戏，世界是一个大舞台，看谁唱得好。但千万不要忘记，自己终究是一个演员，唱完退到后台，我还是我。这个原则，一定要把握住，在演的时候，哭要真哭，与剧中人合而为一，进入状态；演张三时自己就是张三，演李四时自己就是李四，人生本来就是戏。孟子提出的“好游”，就是如此而已。

“嚣”字常常被连在“张”字上面，成为“嚣张”一词，就是哗啦哗啦的意思。但是“嚣嚣”二字叠用，就变成了潇洒，是文雅的，但比潇洒的态度，稍稍粗一点，有少许兴奋的意味，海阔天空，满不在乎的。但满不在乎，不是乱来，也不是麻木。

孟子对宋勾践说，你好玩，我告诉你关于玩的道理。有人了解你，你要满不在乎；没有人了解你，也要满不在乎，你还是你，那就是你的本色。

宋勾践听后问道：你这个道理讲得对，但要怎样才可以“嚣嚣”——满不在乎呢？

孟子说，一个人活在这世间，如果自己身心不健全，“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在愁中即病中”，叫他“嚣嚣”，也潇洒不起来。再说真有德性修养的人，自有高尚品德的自尊心，能“尊德”，所作所为，都能够好善、反省，能“心不负人，面无惭色”，胸襟开朗，对得起天地鬼神。这就是“尊德乐义”，这样才可以“嚣嚣矣”，才可以真的逍遥自在了！

因此孟子说了两个要点：“穷不失义，达不离道”，一个真正有学养的人，尽管一辈子不得意，但不离开自己的人生本位，义理所当为则为，就是所谓的“穷不失义”。

宋朝了不起的名儒范仲淹，在他《岳阳楼记》中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脍炙人口的名句，流传万古。后世青年，有人把这两句作为读书做人的目的，且以济世救人为己任。就他的这两句话而言，已经属于“立言”的大事了。

大家都知道，范仲淹出将入相，不过宋代儒家的理学，可以说都是由他一手振兴起来的，许多大儒，也是由他敬重培养成就的。他当年在西北镇守边疆，张载（横渠）年轻时，去西北投军。范仲淹看见他一表人才，相貌堂堂，对他说：你前来投军，报效国家，这是对的；在我，有你这样的青年来投效，我当然欢迎，不过报国的途径很多，你有更好的前途，可以去努力，何必应募来当兵呢？张横渠还是一腔热血，慷慨激昂，说了一番道理。范仲淹说：年轻人先沉住气，我送你一点路费、一本《中庸》，回去把这本书读好以后，再来找我吧。张横渠听了他的话，就回去读书，后来果然成为一代大儒。

张横渠读书成就以后，有四句名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自宋代以来，为历代读书做学问的知识分子所备加尊奉的。其实张载这四句名言，与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互相呼应，相得益彰。也可以说，他之所以读书成就，成为名震一时的关西大儒，其中受范仲淹的影响，最为深远。

除张载之外，当时由范仲淹培养出来的人才不少，如宋代名相寇准、文彦博等人的成就，都与他有密切关联。再如宋初山东的名儒孙复，也是范仲淹无意中推崇出来的。

范仲淹初期，是任知府，拿现在体制来比较，是省之下、县之上，相当于抗战前后的行政督察专员。当时孙复非常穷困，带了一封介绍信去见他。范仲淹见他是一个有品德的读书人，问起他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孙复说起生活困难，范仲淹即送他一年的生活费用和回家的旅费。

范仲淹这类的事做得很多，做过了也就不会计较于心。第二年孙复又去找他，范仲淹想起他曾经来过，觉得这个人，怎么老远地来打秋风，就对他说：你怎么不在家好好读书？他说生活没办法，而且还欠了债。范仲淹说，你这么遥远地跑来跑去也不是办法，这样好了，我写封信给你家乡的县长，请他帮忙你，我也负担一部分。这样才彻底解决他的问题。

不到十年，全国传闻，泰山下有一个姓孙的学者，学问道德非常之好。范仲淹听到这个传闻，就找他来见面，发现原来是自己帮忙过的那个读书人。后来范仲淹在笔记中感叹地写道：人最怕的是穷，当处身于极度穷困之中时，如果没有人伸手扶一下，就要过不去了；如果有人在此时，纵然是无意中伸出援手扶他一把，让他渡过难关，他就可能成为英雄、豪杰乃至圣贤。他说，平心而论，对孙复的帮忙，只是无意间的事，不像是对张横渠有心培养，但却培养了这样一个大儒，所以心里非常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