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自序：一个站在近代门槛上的王朝(2)

四

上面我们从经济变迁的角度描述了宋朝的近代化表现，接下来我们再从社会转型的视角来观察宋代——

唐宋之际，中国社会发生了一次非常深刻的大变迁：唐代有部曲，是世世代代为门阀世族耕种的农奴，没有独立户籍；唐代的奴婢也不具备独立的法律人格，不独立编户，是附依于主家的贱户；入宋之后，随着门阀世族的瓦解，部曲与贱口都成为自由民。宋代的佃户与地主不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只是结成经济上的租佃关系，租佃关系基于双方的自愿结合，以契约为证。宋代奴婢与主家之间也不是人身依附关系，而是经济意义上的雇佣关系，雇佣关系同样基于双方自愿的契约。这样一种结构性的社会变革，核心意义就是“契约化”——从“人身依附”向“契约关系”转型。

这个契约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平等化的进程。不管是部曲，还是奴婢，在宋代之前都属于贱民，而这些贱民到了宋代，都基本上消失了，或者说，从前的贱民现在已经获得了自由民的身份，都成了国家的“编户齐民”，拥有平等的法律主体资格：“齐，等也。无有贵贱，谓之齐民”。

贵族的消亡，推演着一个平民化社会的来临。宋代之前，政治几乎为贵族垄断，唐代虽有科举制，但借科举晋身的平民官僚，寥寥可数。宋代情势一变，取士不问世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钱穆语）。据学者对南宋宝佑四年（1256）《登科录》的统计，在601名宋朝进士中，平民出身的有417名，官宦子弟有184名，寒门进士占了绝大多数。

作为平民社会的表征，宋代的教育、文化艺术等领域，也一齐出现了明显的平民化色彩。宋代之前，贵族掌握着得天独厚的教育资源，而宋朝的学校则向全民开放，包括“工商杂类”的子弟均可进入州县学校读书。文学、音乐、美术在宋代之前也是上层人玩的高雅品，进入宋代后，才产生了完全属于平民（市民）的文学、音乐形式，如话本、滑稽戏等。我们从宋代之前的美术作品上也几乎找不到任何平民的影子，只有展开宋人的画作，如《踏歌图》《清明上河图》，那种平民气息、市井气息才会扑面而来。

同时，随着人身依附状态的解除，宋朝社会出现了广泛、持续的流动性。这种流动化既包括地理意义上的横向流动，即可以从一地自由迁徙到另一地；也包括阶层意义上的纵向流动，即固化的等级结构被打破，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上升的机会。

宋人发现，“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终身。近世之民，轻去乡土，转徙四方，固不为患”。这里的“近世”，当然是指宋代。用现代概念来说，宋人有了“自由迁徙”的权利。

宋人又发现，“先王之制，贵者始富，贱者不富也。贫富贵贱，离而为四，起于后世”。这里的“后世”，也是指宋代。“贫富贵贱，离而为四”的意思，是说从宋代开始，此四者可以自由组合：贫者可以富，可以贵；贱者可以贵，可以富；富者可能贵，也可能贱；贵者可能富，也可能贫；贫富贵贱处于变动之中。用现代社会学的概念来说，社会阶层没有“板结化”。社会也因此才焕发出活力。

整个社会的结构性转换，以及商品经济的深入展开，也让宋朝的社会风气出现巨大嬗变——人们不惮于言利，“凡人情莫不欲富，至于农人、商贾、百工之家，莫不昼夜营度，以求其利”。追逐财富成为理所当然之事。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大行其道，这种功利化世态乃是资本主义时代来临的一般社会景象，不管是两宋、晚明，还是近代的西欧城市，莫不如此。

五

现在，我们从国家治理功能构建的角度再来观察宋朝的近代化表现——

研究者发现，在16世纪的欧洲，当经济结构从封建制度过渡至资本主义制度之际，出现了一个特征，即由于经济失调而产生大量都市贫民，近代欧洲国家逐渐发展出来的福利政策，就是为了应对这种结构性的经济转化。英国也是在近代化刚展开的16世纪下半叶发布了一系列“济贫法”，由政府负担起救济贫民的责任。中国的国家福利体系，也恰好在宋代发展至顶峰，这种“福利化”国家功能的出现并不是巧合，而是近代化产生的压力催生出来的结果。

宋朝的贫民救济主要由两个系统组成，一是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施行的“惠养乞丐法”：每年十月入冬后，各州政府“差官检视内外老病贫乏不能自存者”，每人一日“给米豆一升，小儿半之”。宋人对“乞丐”的定义与今日不同，凡贫困人口，均纳入乞丐范围；一是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颁行的“居养法”：各州设立居养院，“鳏寡孤独贫乏不能自存者，以官屋居之，月给米豆，疾病者仍给医药”。简单地说，“惠养乞丐法”指由政府给贫民发放米钱；“居养法”则指由国家福利机构收留无处栖身的贫民。

为了应对近代化的挑战，国家不仅要发展出福利功能，更需要深切介入经济活动，包括征税、借款、投资、开拓市场、调控市场、制订商业规则、维护市场秩序等，这便是重商主义下国家经济职能的扩张化。宋朝无疑是历代最具重商主义性格的一个王朝，政府设立非常多的经济部门参与市场经济，包括市舶司、盐井监、楼店务（房地产公司）、酒务（酿酒厂）、曲院（制造酒曲的作坊）、造船务、纺织院、染院、磨坊（粮食加工厂）、茶磨（茶叶加工厂）等等，具有金融功能的经济部门就有榷货务、便钱务、交子务、市易务、检校库、抵当所等。

可以说，宋代的国家扮演了一个“超级商人”的角色，自由主义者可能会对此嗤之以鼻，但历史地看，近代化的商业引擎，离不开以国家之力来启动。一个对商业发展无动于衷、碌碌无为的政府，比如朱元璋建立的明政府，真的更有利于近代化的扩展吗？

也许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国家重商政策对于资本主义之兴起的重要性：宋朝在河北路与京东路实行食盐自由通商制度，在其他地方则推行盐引制（国家间接专卖）。按道理说，食盐的禁榷应该会妨碍民间商品经济的发育，迟滞资本主义的产生，但学者的研究却发现，在宋朝的食盐自由贸易区，“生产技术并无任何进步与创新，生产规模也未见扩大，盐商的资本增殖速度似乎并不快，见不到特富的大盐商”。倒是在推行盐引制的禁榷区，“能够发现生产技术和工艺的明显改进与革新，井盐生产似乎还出现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也能在实行钞引制的东南盐区见到发家致富的大盐商”。

正因为近代化的启动与展开离不开国家力量的支持，一国总是在完成了国家的集权化之后才有可能顺利实现近代化，不管是先发近代化的欧洲大陆与英伦，还是后发近代化的日本，均表明了这一点。相比之下，中国的集权化完成得非常之早，秦朝建立郡县制，即宣告王权制的来临。早熟的集权化未必合乎历史趋势，因而中国在魏晋时期出现了贵族制的回潮，并在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形成门阀世族。经过唐宋变革，“君主独裁”政治才完全确立下来。

需要提醒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君主独裁”，只是表示一种与贵族政治相对的政体，指政府机构被置于天子的直接指挥之下，而不是说君主不受约束，可以乾纲独断。恰恰相反，宋朝已经形成了一种“虚君共治”体制，君主“以制命为职”，但“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即由宰相执掌具体的国家治理权；如果政令“有未当者”，则由“台谏劾举之”，即台谏掌握着监察、审查之权，以制衡宰执的执政大权；执政、台谏，加上端拱在上的君主，三权相对独立，“各有职业，不可相侵”。

中国的文官制也建立得早，与郡县制的成立同步，但要到宋代，文官制才发展出足够的理性化。理性化是文官制的核心意义，即公务员的分类、职能、考试录用、考核、奖惩、培训、晋升、调动、解职，权力命令的发起、传递、审查、执行、反馈、问责，都有完备的制度与程序可遵循，从而最大限度隔离私人因素的影响。那些不欲受到约束的帝王，都会产生突破文官制的冲动，如西汉武帝启用了一个由宦官、侍从、外戚、尚书（皇帝的私人秘书）等亲信、近臣组成的“内朝”，将三公领导的“外朝”撇在一边；明朝干脆废掉宰相，另立“内阁”，内阁实际上就是皇帝的秘书班子。唯独宋朝三百余年，没有形成破坏文官制的“内朝”，文官制的运作非常稳定。

近代化的治理秩序还有一个特点：法治化。今人多以为“法治”是西方特产，中国的治理传统是“人治”，但宋人并不这么认为，宋人自称“尚法令”。南宋的思想家陈亮与叶适总结说：“汉，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者也；本朝，任法者也”；“吾祖宗之治天下也，事无大小，一听于法”。所谓“任法”“一听于法”，套用现代的术语，就是“以法治国”的意思。

宋朝法制体系之繁密，可能要超出许多人的想象。宋人叶适这么描述道：“今内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极一世之人志虑之所周浃，忽得一智，自以为甚奇，而法固已备之矣，是法之密也。”一个聪明人，穷尽一生的智慧，想出一项立法，自以为新奇，但查一下法律汇编，却发现类似的法条早已制订出来了。

这些繁密的法律包括民商事立法，宋朝的民商事立法非常完备，民间租赁、抵押、出典、买卖、借贷、财产继承，均有周全的法令给予规范。宋人自己说，“官中条令，惟交易一事最为详备，盖欲以杜争端也”。发达的民商事立法让一些研究者相信，宋代已经产生了“法学近代化”的迹象。

六

如果我们同意前文对近代化特征的概括以及对宋朝近代化表现的描述，那么我们应该承认，宋代中国确实已经迈入了近代的门槛。

请注意，这场发生在11—13世纪的近代化变革，毫无疑问，并非由西方输入——此刻的西方还在漫长的中世纪沉睡——而是基于中国文明自身的积累与演进，基于中国历史内在的发展动力而形成的，用陈寅恪先生的话来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文明的积累与演进如同一个冲积平原，历史是长河，时光的河水流过，不舍昼夜，不断留下前人的经验与成果，慢慢地便堆积出一个豁然开朗的世界。

今天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相信，大约在11世纪发生了一场“唐宋变革”：中国历史从中世纪的黄昏转入近代的拂晓时刻。不过，不管宋代与唐代之间看起来有多么大的差异，宋朝的近代性同样是前代文明冲积的结果，比如从唐代的“飞钱”孕育出宋代发达的商业信用，瓦解于宋代的坊市制在中晚唐已经出现松动，宋朝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也是继承自唐朝设施。“唐宋变革”并不是断裂式的突变，而是内在于文明积累的突破。

文明积累的假说与唐宋变革的历史事实，首先宣告了所谓的“中国历史停滞论”的荒谬。从18世纪起，处于近代化进程中的西欧开始出现一种傲慢的论调：一些对中国了解非常有限的哲学家根据他们的想象，对中国文明作出“停滞”的定性，如德国哲学家赫尔德称：“拿欧洲人的标准来衡量，这个民族（中国人）在科学上建树甚微，几千年来，他们始终停滞不前。我们能不对此感到惊讶吗？……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

讽刺的是，这类对中华文明的诬蔑式论断，居然获得中国公知式人物的共鸣与赞赏。在中国网络上，还流传一句据称是另一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说的名言：“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被无数网友奉为圭臬，一遍遍引用。

然而，如果赫尔德与黑格尔（假如黑格尔确实说过那句“名言”的话）对中国历史的描述是准确的，那历史上的“唐宋变革”该如何发生？从盛唐的中世纪色彩，到大宋的近代化性格，这中间的变革，比任何一次的王朝更迭都要深刻。如果这都能说是“始终停滞不前”，德国人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相比之下，倒是中世纪的欧洲更像陷入了“停滞”。

当然，中西的历史都不可能停滞，西欧历史以他们的轨迹演进，中国历史也以自己的轨迹演进，经过漫长的文明冲积，“造极于赵宋之世”，产生了近代化的大突破。——我们这样的描述，也挑战了费正清先生提出的“冲击—回应”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