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那湫投文诅楚祭贤臣秦霸西戎

朝那湫的水神巫咸本是商朝中叶的一位贤相。

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到了商朝帝太戊执政的时期，太戊骄横不羁，政道渐失，民困国衰，诸侯离叛。他与伊陟协力，整饬政事。巫咸专门写了《咸乂》《太戊》等数篇奏议，畅言治国之道，苦苦告诫规劝帝太戊。在其鼎力谏佐之下，帝太戊终于去恶从善，修正德行，使商朝一度中兴，诸侯归顺。但是后来因为屡谏君王无效，带着遗憾投水而死。商王太戊追悔莫及，封巫咸为朝那水神，永享祭祀。当时朝那湫并不在商朝疆域之内，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证明朝那湫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崇高。

后世许多文人骚客将巫咸作为崇拜的对象予以颂扬，其中就有屈原。在《离骚》《抽思》《思美人》《悲回风》中，屈原不止一次表达了对于巫咸的追慕。

相传巫咸是鼓的发明者，对天文、地理均有研究。传说他测定过恒星，是个占星家，被视为中国最早的天文学家。他发明了“牵星术”，在大海中航行无法定位，以北极星为首选基准点，在低纬度（北纬六度以下）看不到北极星时，改用华盖星为基准点。战国时齐国的甘德和魏国的石申是两位著名的皇家天文学家，石申著有《天文》8卷，甘德著有《天文星占》8卷，均已失传。后人将一些古书中引录的这两部著作的片断加以辑录，称为《甘石星经》。三国时代的天文学家陈卓将甘德、石申、巫咸三家所记录的恒星汇总起来，共得全天283个星官（即古代为了观测方便把所观察到的恒星分成的小组，和后世星座的含义不同）、1464颗星，并以不同的颜色标在星图上，后人依此绘制星图，制造浑象（一种天文仪器）。《巫咸占》尽管成书战国至汉初，但承传巫咸之学。这本古代星占著作中首次提出“指”这个牵星观测单位。唐代瞿昙悉达所编《开元占经》收录了巫咸的星占占辞及星表。巫咸还是用筮草占卜的创始人，为巫祝的祖师。

巫咸的儿子叫巫贤，在太戊帝孙子祖乙登基后，任宰相，也有贤臣之誉。据《书·君奭》云：“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可知巫贤是商王祖乙时期担任上帝与商王之间媒介任务的大巫。商王朝时，担任上帝与下帝（商王）之间媒介任务的，除了巫，还有卜、史、祝。这些人势力很大，国家政事大小，都要征得他们的同意。如果他们不同意，即使其他统治者同意了，事情还是不好办。这是因为他们要卜问的至上神──天的权力太大，它可以支配人世间的一切。

秦王祭祀朝那湫，不单指是秦始皇，而是他以前的数代王者。

西周孝王时，命嬴姓部落首领非子在汧、渭间为朝廷养马，由于牧养有方，马匹数量增加很快，孝王便将秦（今甘肃天水市）作为非子的封地，为周附庸。周宣王四年（前824），以非子的曾孙秦仲为大夫进攻西戎，被戎人所杀，宣王又召其子给兵七千大破西戎，以秦仲长子庄公为西垂大夫，居西犬丘（今甘肃礼县东北）。东周平王元年（前770），秦襄公护送平王东迁雒邑有功，周以岐（今陕西岐山东北）以西之地赐予秦，使自行从戎人手中夺取，秦始封为诸侯，立西畤，祠白帝（即少昊）。早期秦国是一个落后的西陲小国，被中原各诸侯国视之为“夷翟”。秦的四周是内涵各不相同的文化，东边是三晋文化，南边是巴蜀文化，西南边是楚文化，西北是戎狄文化，而北边又是从鬼方到猃狁再到匈奴的草原文化。身处不同文化的包围，秦人意识到自己的落后，便采取积极开放，兼收并蓄，广泛吸纳不同文化的态度，终使秦国成为春秋战国时期人才最富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秦穆公时甚至成为“春秋五霸”之一。随着国力的逐渐强盛，秦国便向周边不断拓展疆域。面对东面的晋、楚两大强国，秦的势力难以东扩，只得将东扩的矛头指向了晋以东的弱小诸侯国。秦穆公三十三年（前627），以百里奚之子孟明视、蹇叔之子西乞术、白乙丙统兵绕过晋及周天子的封地去偷袭郑国（今河南新郑），大军行至滑国（今河南偃师东南），遇见了郑国商人玄高往周都雒邑经商，玄高发现秦军远道而来必然袭郑，于是将自己的全部商货以郑国国君的名誉犒劳秦军，又派人回国报信，孟明视等人知道郑国有备，便灭了滑国而回，郑国幸免于难。此时秦军远征，师劳力竭，晋国以秦不哀吾丧（晋文公之丧）、伐吾同姓（滑、晋同姓）为名，联合姜戎邀击秦军，大败秦军于崤山（今河南三门峡市东），秦军全军覆没，三帅（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被俘。秦国在东扩之战中连遭晋国的致命性打击后，终于懂得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中华正统文化的魅力所在。于是秦穆公改变拓土策略，由“东扩”转向“西霸”，与楚国联盟（秦穆公与楚成王以朝那水神为质，诅盟永世不侵犯之约）以稳定东面局势，腾出手脚专攻西北各戎族部落。

秦穆公与楚成王盟誓于朝那湫，就是承认自己是龙的传人，同为炎黄之后。穆公时的秦都建在雍（今陕西凤翔），朝那湫处在秦都的乾位，秦人又以水承德，具有神秘背景的朝那湫自然成为秦人心目中的最高敬仰之地，将祭祀点选在朝那湫还有震慑和教化戎人的作用。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用由余之谋伐西戎，攻灭了西戎12个部落方国，“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周襄王派使臣召公持金鼓祝贺。

从此，朝那湫成了秦人归入华夏文化的盟誓之地，更成为感化戎族部落的教育之地。

战国之际，随着战争的目的由“称霸”转向“统一”，秦国不仅在生产技术方面勇于革新，而且在意识形态等方面也有着跳跃式的发展。面对各国模糊的先祖意识和混乱的文化意识，秦人敏锐地发现，只有高举“炎黄苗裔”和“华夏正宗”的大旗，才能在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产生广泛的号召力。

秦灵公三年（前432），秦立上下畤，也就是两个祭坛，上畤祭黄帝，下畤祭炎帝，明确把自己列为炎、黄的后代，将自己的文化归入华夏文化的体系。这不仅是有重大意义的政治行动，更重要的是将秦文化进行了文化归宗与认同。通过此举秦人将自己的文化同“夷翟”彻底划清界限，从而扛起华夏文化正宗的大旗，成为引领思想文化潮流的先驱者，为最后统一中国奠定了思想文化的基础，也是统一变成回归“华夏正统”的正义行动，极大地增加了统一进程的合理性和正义性。

秦孝公六年（前356），任卫鞅为左庶长，秦国变法开始，史称商鞅变法，秦孝公采纳商鞅“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的策略，使国富民强，军事实力超过了关东诸国。秦惠文王后元五年（前320），惠文王亲率大军北巡，祭祀朝那湫后北游戎地，直到河套地区。惠文王更元十二年（前313），秦先后战胜三晋（赵、韩、魏），灭巴蜀（今四川省），又攻义渠戎广拓西北之地。此时秦国欲东伐齐国，怕齐、楚联合，派张仪赴楚，劝楚怀王亲秦绝齐，以割地六百里的空言为诱饵，诳骗怀王。当楚国与齐国绝交后，秦只给楚六里之地，楚怀王大怒，派大将屈匄率师伐秦。这场战争本来是由秦国挑起的，而秦为找借口把战争的起因说成是楚国背盟，于是刻《诅楚文》投入朝那湫，以惑视听，并祈求他们得到神灵的保佑。

公元前312年，秦惠文王讨伐楚国时，刻《诅楚文》于三石。三块石刻《诅楚文》祭祀后分别沉埋于三地。其中将《告大沈厥湫文》石刻投于东海子，人们便说这里是“投文诅楚”之地。北宋治平年间（1064～1067），一农民在朝那湫旁耕田掘得此石刻。1068年（宋神宗熙宁元年），蔡挺到平凉出任渭州知州，把《告大沈厥湫文》石刻移到了官廨。5年后蔡挺升任枢密副使，后又因病调任到南京（今河南商丘县南）的御史台，他又把这块石刻带到了南京住宅据为己有。宋金石学家赵明诚闻讯来到蔡家，把《诅楚文》石碑写进了自己的《金石录》。

《诅楚文》的大意是，5年前（即楚怀王十一年，前318年），魏公孙衍发动魏、赵、韩、燕、楚五国合纵攻秦，推楚怀王为纵长，今又悉兴其众，以逼我边境，秦人尝与楚同好，然楚人背盟，秦人疾之。幸于一胜，遍告神明，著诸金石以垂后世。然而，战争的结局恰恰是楚国大败，就连楚怀王也再次遭骗成为秦的阶下囚，客死他乡。楚人怜惜怀王，如悲亲戚，“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足可见楚人对秦的奸诈深恶痛绝。秦人借助拓疆战争的节节胜利，大肆宣扬朝那湫的威灵显赫，从而引起东方各国及西北戎族对朝那湫大加景仰。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昭王母宣太后诱杀戎王于甘泉宫，并起兵攻灭义渠戎国，以其地设北地郡，在朝那湫所在之地置朝那县，朝那湫也正式成为秦国祭祀山川的四大名水之一。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即完成统一大业的第二年，便首巡北地到朝那湫大兴祭祀。

秦人祖先原是居于东方的古老部落，是华夏族的一支，传为皋陶长子伯益的后代。伯益就是夏禹要传位后又被夏启夺去帝位的人。

皋陶有三子，长子伯益，能驯鸟兽，在舜帝时封食于嬴地，为嬴氏。可见嬴氏一族，古老悠久。伯益曾助大禹治水，且教民种稻而立下大功，封于费国，所以伯益也称大费。大费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叫大廉，其子孙在夏代已分布于国中和夷地，“或者中国，或在夷狄”；进入商代，大廉的直系后人中衍为第十代商王太戊驾车，商王给他娶了妻子。中衍之后，其子孙辅佐商王，世代有功，“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

商末王室衰微，戎狄不来贡，诸侯不来朝。商王对戎狄或亲自征伐，或命周侯征讨，或派“嬴侯”去长期镇抚。大约在帝乙或帝辛时，商王认为对待时叛时服的戎人，临时征伐已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便命佐殷有功的中衍之玄孙中涌，迁居于西部戎族地区，今甘肃东南一带，保卫西北边境，号“嬴秦”。并委以“军政统辖”的身份。中涌一支到达西垂后，依据商末衰微的政治形势，审时度势的对戎人采取了怀柔绥抚政策，居然也很奏效，西界得以安宁。最后把治所选定在西犬丘。可见嬴秦由东方逐渐西迁，早期是随夏商势力进入中原及西部的。

中涌生子蜚廉，善奔跑。蜚廉生子恶来、季胜，皆勇力超群。都是殷纣王的宠臣。对于商王朝来说，西戎问题虽然圆满解决了，但与以周为首的众多诸侯国的矛盾却激化了。为了充实朝中实力及加强自身安全，于是纣王便将远在西陲戍边的蜚廉、恶来、季胜召回内地，为其效力，而中涌、恶来之子女妨仍留守西垂。

不久，商周之战爆发，牧野一役，商朝灭亡，周室代之。助纣为虐的恶来被姬发亲自射杀，蜚廉则自殉报商。显赫一时的嬴秦一族彻底衰落，原保西垂的中涌及女妨，因政治地位的丧失和生活处境的逆转，不但沦为周人的下层平民，并且举族被迁徙到甘肃东部的天水地区，和当地戎人一起生产生活，一起忍辱负重，给周室服役纳贡，替周人看守西部边陲和陇山通道。在此后西周早中期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嬴人几同戎人，历经艰难曲折，直到约公元前872年周孝王时，嬴秦才获得了一次发展机遇。

周孝王因秦的先祖非子牧马有功，因此封给他们一块土地，地名秦（今甘肃清水县境），当时仍为戎狄居住，属周势力的边缘地带。

周宣王时，非子曾孙秦仲及昆弟5人，奉周王命，率兵大破西戎，被封为“西垂大夫”，治所在西犬丘。后来秦仲攻西戎战死，但后世子孙无不戮力攻戎。周王室对秦人也愈加信赖和支持。秦仲有5个儿子，长子叫庄公，被周宣王任为大夫。庄公的大儿子叫世父。世父说：“西戎杀死了我祖父秦仲，我不杀死戎王就不敢进城安居。”于是带兵攻打西戎，把职位让给弟弟襄公。襄公二年，西戎围攻犬丘，世父进击西戎，被西戎俘虏。过了一年多，西戎才送回世父。襄公七年（前770），周幽王宠信褒姒而天下大乱，西戎中的犬戎与申侯攻打周都镐京，周幽王被杀于骊山下，周平王立。秦襄公率兵护卫平王东迁洛邑，立下首功，被平王封为诸侯，并赐岐以西之地（西周故地），让他建国立庙。秦襄公这时开始成为一个受封的诸侯国，国号秦。由此可知，秦国建立于春秋初年。

秦国被初封为诸侯时，地域偏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与东方诸侯国相比，都比较落后。整个春秋时期，秦都是一个比较贫弱的、不显山露水的诸侯国，也许正因为它地处偏僻，常被东方其他国家所忽视；又因为靠近西戎，采用戎狄法律及文化，其俗别于诸夏，常被华夏诸侯所轻视，不让它参与盟会。后世有人认为，也正是秦国在文化、思想上迂腐守旧势力较弱，才使新的制度得以顺利实施，从而也在各领域具备了统一全国的有利条件。

周室的衰败从平王东迁就开始了，诸侯打着维护天子的名号，为各自的利益，互相攻伐。孔子说，春秋无义战。诸侯国的数目已经由周初的1000多个锐减至100多个。秦国因为地处偏僻，不为其他诸侯国所重视。因而成为其中幸运存在的一个。秦国之兴，源远流长，而秦国之强，却始于穆公。秦穆公招揽天下贤士，能够打破尊卑贵贱界限，选拔贵族以外的人，选用别国前来投奔的人。百里奚曾是个奴仆，但很有谋略，他就用5张羊皮把百里奚从楚国赎回，加以重用。百里奚遂以老余之身，又推荐蹇叔、由余等良臣，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发展军事，奖励生产，帮穆公成就霸业。

但秦国要向东发展，争霸中原，首当其冲的是其东邻晋国。在百里奚和蹇叔的辅佐下，秦穆公将注意力集中于晋。他娶了晋献公的女儿穆姬做夫人，利用联姻与晋国结成同盟，以与中原诸强抗衡。

为了让穆公树立秦国的威信，百里奚首先叫穆公施德于诸侯。晋献公晚年，骊姬之乱，公子重耳和夷吾出逃。秦穆公九年（前651）晋献公死，秦穆公派百里奚带兵送夷吾回国继位，为晋惠公。夷吾事先答应将河西八城割给秦作为谢礼，但继位后却毁约。晋臣丕豹逃到秦国，受到穆公重用。秦穆公十三年（前647）晋国发生饥荒，请求秦国接济粮食，秦穆公询问群臣该怎么办，有人认为应当借机伐晋。百里奚不同意说“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最后，秦穆公采纳了百里奚的意见，运粮食给晋国。秦国粮船从雍都到绛（今山西翼城东南）络绎不绝。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泛舟之役”。晋国的百姓吃到了救命粮，无不感激秦国的恩德。

可是，当秦穆公十四年（前646），秦国发生饥荒时，晋国不仅不给秦国粮食救灾，反而乘机出兵，于次年攻秦。双方在韩原大战，秦军击败晋国，生俘晋惠公，灭梁、芮两国。此时秦国的领土野心骤然膨胀，扩地到黄河边上。在周襄王和穆姬的请求下，秦穆公与晋惠公结盟后，将其放回。晋惠公送太子子圉到秦国为质子，并将黄河以西的地方献给秦国，秦的东部疆界扩至龙门。秦穆公二十三年（前637），晋惠公死，其子子圉逃回国继位，为怀公，与秦为敌。秦穆公于是将重耳从楚国迎来，以极为隆重的礼节接待，又把自己的女儿文嬴及四位宗女嫁其为妻，然后于次年送重耳回国为君，是为晋文公。晋文公杀死子圉，在秦的帮助下，尊王攘夷，在城濮之战中击败楚国，成为霸主。

秦穆公三十三年（前627），秦穆公乘晋文公去世的机会，企图插足中原，想取代晋成公为霸主。百里奚和蹇叔劝谏，秦穆公不听，派百里奚的儿子孟明视、蹇叔的儿子西乞术和白乙丙带兵偷袭郑国。结果被晋军在崤山阻击，秦师全军覆没。在“崤之役”中败于晋的秦国大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被放回时，穆公站在城郊迎接，对他们说：“孤以不用百里奚、蹇叔言以辱三子，孤之过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对不听百里奚等人的谏言，他不胜懊悔。

秦穆公三十六年（前624），穆公亲自率兵讨伐晋国，渡过黄河以后，将渡船全部焚毁，表示誓死克敌的决心。一路上势如破竹，没几天就把过去被晋军攻占去的城池收了回来。晋国群臣见秦军如此凶悍，都建议回避一下，连大将先且居都不敢迎战。晋襄公无法，只得命令晋军坚守，不得与秦军交战。三年的怨气一朝出，秦穆公见好就收，带领大军从茅津渡过黄河，到南岸崤地，在当年的战场上，把“崤之役”中阵亡将士的尸骨埋好，树立墓碑，亲自致祭。孟明视、西乞术和白乙丙跪在坟前，大哭不止，将士们看了都很感动，无不表示誓死一战的决心。

秦穆公一次次的东征都受到强大晋国的致命性打击，穆公审时度势，知错能改，认真检讨了自己的过失，及时改变战略方向，转而向西方发展，全力进攻西戎，以解除秦国东进的后顾之忧。这时，适逢戎王派由余到秦国来观察国情。由余在言谈举止中，表现了卓越的才能和非凡的智慧，使穆公大为惊异。于是穆公遂采用了内史谬的献策，用反间计挑拨由余和戎王的关系，又故意将他“留而莫遣”，使之耽误归期。这样，当由余回到戎王身边之时，戎王已经对他产生怀疑。接着，穆公又将秦国的一些年轻美貌的“女乐”，送给戎王，使其终日沉湎于酒食声色之中，将戎马之事抛在九霄云外。由余多次进谏，均遭到拒绝，又受到愈来愈重的猜忌，最后只好弃而投秦，又对穆公提供了西戎的山川形势和内部情况，并建议秦兵向戎王发动突然袭击。穆公采纳了由余的建议，决定攻其不备。结果，当秦兵到来之际，戎王在酒醉未醒的情况下，即被打败。穆公取得了“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的胜利，史称“秦穆公霸西戎”。周襄王也派遣使臣送金鼓以表示祝贺。征服西戎的胜利，使诸侯对秦国都怀畏惧之心，秦也由偏僻小邑一跃而为诸侯大国，多次会盟诸侯，秦穆公成为晋文公之后的“春秋五霸”之一。通过秦国这次大规模的征服西戎，一些小部落从此消失，仅剩元气大伤的义渠戎、乌氏戎等几个较大方国臣服于秦，秦的势力第一次到达六盘山以东广大地区。

由余，一作繇余，其祖先原为晋国人，因避乱才逃到西戎。后来，由余奉戎王之命出使秦国。他见秦穆公贤明大度，便留在了秦国，秦穆公三十五年（前625）由余入秦，被任为上卿，为秦穆公出谋划策，帮助秦国攻伐西戎，一举攻伐绵戎、绲戎、翟戎、义渠戎等十二个戎国，遂称霸西戎，使秦位列“春秋五霸”。由余病殁，秦穆公悲痛万分，辍朝一日以示哀悼。

由余的事迹，在《史记·秦本纪》中有记载，首先来说他对秦国的贡献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秦国在春秋中期的意识形态的发展，秦文化有一个特征就是“拿来主义”，春秋初期的秦国文化是比较落后的，商鞅变法之前的秦国文化所奉行的伦理价值观基本上都是周人的礼制，所以秦国在穆公时代，基本上所认为比较珍贵的东西，还是典型的农耕民族所崇奉的宫室、财货，由余第一次出使秦国，秦穆公向他展示秦国的宫殿珍玩，由余说：“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秦穆公感到比较奇怪，说中原华夏国家治理，靠的是诗书礼乐法度，即使这样，还是不能拯救乱世，戎夷没有这些，要治理好岂不是更加困难？由余说：恰是中原华夏有诗书礼乐法度所以才那么难以治理，自上古圣人黄帝创造了礼乐法度，并亲自带头贯彻执行，也只是实现了小的太平。到了后代，君主一天比一天骄奢淫逸，依仗着法律制度的威严来要求和监督民众，民众感到疲惫了就怨恨君上，要求实行仁义。上下互相怨恨，篡夺屠杀，甚至灭绝家族，都是由于礼乐法度这些东西啊。而戎族却不是这样，在上位者怀着淳厚的仁德来对待下面的臣民，臣民满怀忠信来侍奉君上，整个国家的政事就像一个人支配自己的身体一样，无须了解什么治理的方法，这才真正是圣人治理国家的方法。从这方面来看，由余自戎使秦，与穆公的这段对话，反映了秦在春秋时代一方面积极吸收周文化成果来建立制度文化层的同时，还不断在与戎族的交往斗争中，拿来了戎族的功利主义，这一点给后来秦国能够彻底地实行商鞅变法打下了一定的文化心态基础，秦穆公认识到由余是个人才，如果让他在戎，则会成为秦国的祸患，于是设计让由余归顺了秦国。

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秦采纳由余的策略，转变进攻方向，全力攻伐西戎，灭掉12个西戎小国，史称穆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因为西周亡于西戎，所以秦穆公的对戎战争虽然没有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取得中原霸主的地位，但是周天子还是一样派遣召公向秦穆公致贺，承认秦的西方霸主地位，大大提高了秦国在诸侯中的影响和地位，在《左传》等史书中，秦国的历史自秦文公开始见于《春秋》，但多不书国君事迹，而自穆公称霸，“秦伯”之号开始频繁出现，这也可以算得上是由余对秦的功绩，最关键的是，穆公向西扩张，给尚处在发展阶段的秦国一个比较广阔的战略纵深和发展空间，为400年后秦国一统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纵观秦从襄公始封诸侯起，到秦帝国灭亡的500多年里，就是靠祭祀文化一步步地走向华夏正宗的；也正是以祭祀文化作底垫完成了极大规模的文化项目，都江堰、郑国渠如此，万里长城如此，直道、驰道如此，兵马俑亦如此，终使中华第一帝国在秦人手中诞生，历史在秦王朝掀开了新的一页。

围绕朝那湫产生过许多神奇的传说。元朝开成州学政李诚在其《重修朝那湫龙神庙记》里记载了和自己相关的离奇的“白锡匣”故事。

1306年，朝那湫遭受地震，“陵谷变迁”“殿宇湮灭”，毁于一旦。1314年，当地人佛玉保重新修祠立庙，“复构堂屋，绘神塑像”，继续香火。

到了1336年，佛玉保的妻子刘氏手捧着一个白锡匣告诉学政李诚：“我丈夫和我曾一同修葺盖国大王庙，不浪费一朝一夕，非常勤劳，历经数载，终于大功告成。有一年（1326或1325年），我们正在湫水边祭祀，忽然间湫水翻涌，浪花向四周散开，接着一个匣子从湫水翻涌处冲卷出来，随扩散的浪花漂流到岸边。我的丈夫对着匣子祭拜后赶紧打开，一看，里面装着两缕头发和一些金银首饰。我们都非常惊奇，后来在匣子上又见到这样的文字叙述：崇宁三年（1104）三川县有个叫张梨香的妇人，她的公婆都伤亡了，不幸丈夫也早早离开了人世。为悼念亡人，祈祷幸福，她想在此建造一座庙，但为人力、财力所困，久久不能如愿，于是把头发和首饰装入白锡匣投进湫水，并期盼冥冥中神灵保佑，让后来有好心人遇到，若办成此事，就能了却她的一桩夙愿。拣拾白锡匣的第二年（1327或1326年），我的丈夫佛玉保就病倒了，临终前嘱托我说：‘我和你立祠事神有十多年了，我已经时间不多了，你愿意继承我的志向，诚心守庙并立碑把张梨香的事镌刻清楚。’我含泪答应了。自从接受这一使命以来，日夜不敢忘记，不觉一晃已经十年了。幸运的是我还比较健康，祠庙已彻底修葺完毕，神像也一一雕成，只是还未镌刻立碑。我时常害怕一旦生病不治，耽搁了此事，我怎么能承受得了那份懊悔，又有何面目见地下的夫君呢？请您记下这件事，以完成我丈夫的遗愿，即使我瞑目九泉，也没有什么遗憾了。”

学政李诚被时隔200多年的两位女人的真诚和毅力深深感动了，就义不容辞地在其《重修朝那湫龙神庙记》里记下了这件事。

“白锡匣”的故事情节离奇，近乎荒诞，但古人们做事的那种“持坚确之志，始终一念，殊无别意”的韧劲和一诺千金的诚信品格很是感人，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中国权威史学专著“二十四史”中自《史记》至《新唐书》都有“朝那县”的记载。历史上的朝那县被视为关中之屏障和丝绸之路之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今天围绕这一古县名的地域之争，涉及到甘肃省平凉、庆阳2市11个县（区）和宁夏固原市的彭阳、隆德、原州3县（区），各种笔墨官司跃然纸上。地域之争始于明代，迄今已达400余年。根据《史记》《汉书》《后汉书》及历代史书中的地理志、各种历史地理专著的文献记载推断，今彭阳县古城镇就是建于公元前272年的赫赫有名的朝那县，但一直因缺乏实物证据而略显底气不足。而20世纪70年代“朝那鼎”的出土，和2007年朝那残碑的发现，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是朝那地域文化合理归位的有力佐证。

1977年春，固原县古城公社古城大队（今彭阳县古城镇古城村）农民郑月莲在故朝那县遗址城墙外黑土梁山麓田埂旁修挖水渠时，遇到一硬物挡住铁锹头，结果挖出了一尊顺立着的铜鼎，无鼎盖，鼎口压着一块砖。她以为是一尊普通的香炉，带回了家。1979年，郑月莲的丈夫刘世富将其交给固原县文物站（今固原博物馆）收藏。后被学术界称为“朝那鼎”，属国家一级文物。此鼎通高23厘米，口径17.5厘米，附立耳高7厘米，腹径23.5厘米，腹深13.2厘米。素面，敛口，耳下腹部凸弦纹一周，三马蹄足，高9.2厘米，上腹一周阴刻有铭文三段。

第一段：“第廿九，五年，朝那，容二斗二升，重十二斤四两。”

第二段：“今二斗一升，乌氏。”

第三段：“今二斗一升，十一斤十五两。”

上述三段铭文从内容、文字结构看，应是三次所刻。学界有人认为“第廿九”，应是铸鼎编号，“五年”应是铸鼎的纪年。也有人认为“第廿九，五年”均属此鼎铸造纪年，是指汉武帝于建元元年（前140）登基，到第二十九年，也正好是元鼎五年（前112）。经实测，鼎身重量为2900克，容积为4200毫升。根据器物形制以及铭文、字体看，应属西汉早期。铜鼎，早在商周时期，作为礼器与铜簋配用。到了秦汉以后用途渐广，根据铭文多作为量器。如“咸阳一斗三升”等。总之，鼎上的三段铭文充分说明，此鼎在当时是作为不同时期的计量容器。应先为朝那县标准的计量容器，后移至乌氏县作为标准量具。更进一步证实了，今之古城镇，已为西汉时期朝那县治所在地，也就是在今固原境内。鼎上三段铭文不但记录了西汉初年当地行政区划的变更情况，也为研究秦汉量制变化以及朝那、乌氏古址的确定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朝那古城址，就位于今彭阳县城西16公里处茹河上游北岸的川地中间，现为彭阳县古城镇人民政府驻地。南北两面环山，彭（阳）固（原）公路东西贯通。秦、汉、三国（曹魏）至西晋、东晋十六国时为朝那县治，隋唐时为百泉县地，宋为东山寨，金为东山县治，元为广安县治，明为东山城堡，清为古城川堡。古城平面成长方形，东西长682米，南北宽480米，占地面积32.7万平方米。现存城墙残高1～13米，基宽14米。东西两面开门，沿城墙外围四周为宽20米、深3米的护城河壕堑，至今犹存。初朝那鼎外，还出土了西汉金银铜羊、陶水管、秦汉砖瓦等。它是古萧关道上的要冲，也是安定郡通往长安的必经之地。

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朝那鼎”出土后，对朝那古城的地址史学界基本形成定论：即历史上的朝那古城地址就在今天的宁夏固原市彭阳县古城镇。朝那县自秦昭王三十五年（前272）设立，至西魏大统元年（535），在今古城镇存在了807年。

秦时祭名山大川，其中大川有四，号曰四渎。一曰河，即黄河，祠在临晋。二曰沔，即沔水，祠在汉中。三曰湫渊，即朝那湫，祠在朝那。四曰江水，即长江，祠在蜀。朝那湫渊究竟在哪里？在古代典籍的记述中，并没有统一答案。《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说：“朝那湫祠在原州高平县东南二十里”；明官修地方决志《寰宇通志》记“朝那湫在平凉府开城县”；《明一统志》记“朝那湫在固原州东十五里”。围绕“朝那湫”的地址展开争议的主要是灵台、镇原、庄浪、隆德和彭阳5县。

2007年11月12日，宁夏电视台记者去彭阳县古城镇海口村马场队附近的东海子采风，彭阳县人大主任杨忠、彭阳县史志办主任叶长青随同前往。到目的地后大家兴致勃勃，在残砖断瓦里寻寻觅觅。县史志办主任叶长青在一截土埂上随意抽出了一截石块，其平整的表面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立即抓了些枯蒿衰草刷去了表面的黏土后，竟有清秀的字迹显现出来。他激动地喊了一声，大家立刻围拢上去辨认。

在这块巴掌大小的残碑上，有“……而雨……跋尾赋……那之湫……一夕而移……不常其居……”等文字。结合古代文献的记录，“那之湫”前应该有一个“朝”字，即为“朝那之湫”。大家几乎同时注意到了醒目的“那之湫”字样，这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格外兴奋。

这块石碑残片就是朝那湫永不磨灭的身份证，赫赫“那之湫”三字就是它响彻了两千多年的名字。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收获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惊喜。这正如1979年在彭阳古城西门外出土的朝那鼎证明了今彭阳县古城镇就是历史上久负盛名的皇甫谧故里 ——朝那县。这一鼎一碑的先后出土，足以形成有力的证据链。为此，围绕朝那县和朝那湫地域之争达几百年的笔墨官司也该就此“休庭”了。

在发现残碑的同时，又在东海子的东山坡旧宅中发现两块柱础石，直径均近30厘米，其中一块为覆莲瓣柱础。覆莲瓣柱础兴起于唐朝，流行于宋朝，是当时建筑风格的标志之一。以此推断，残碑应该为北宋之物。另外，残碑文中有“跋尾”二字。跋是一种文体，写在书籍或文章的后面，多用以评介内容或说明写作经过等。但北宋文人多喜欢用“跋尾”，如方勺《秦诅楚文跋尾》、欧阳修《真迹跋尾》等，这又透露出残碑文字系北宋所作的信息。“……而雨”二字则透露出在民间祭祀中，朝那湫是祈雨之灵地。史料记载，1335年，“连旬不雨，禾且告病”，开成知州朵儿只亲自率州县官吏祭祀朝那湫龙神。结果大雨“越三日乃止，均浃四境，郡人欢呼”。

这是首次发现关于朝那湫渊的石刻文字记载。它的学术价值和考古价值是让我们对古代有关朝那的地域文化有一个合理的归位，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并必将为朝那文化和皇甫文化的深入研究开辟一个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