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亨德拉病毒和马(6)
我使用“出现”(emergence)这个词非常频繁,就像日常用语一样,也许这个词已经真的成为了日常用语。在专家的眼里,它们就是日常用语。甚至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会每月出版一份《新出现传染病》(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杂志来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也许在此对“出现”这个词进行准确的界定非常有用。有些科学文献中出现过对“出现”的几种界定。我比较赞同的一种界定是“一种感染病,选择新的宿主后发病率不断增加”。当然,其中的关键词是“感染”、“增加”和“新宿主”。以此类推,重新出现的疾病就是“在目前流行病原理下,很长时间内病毒发生变化,在已有宿主中发生率增加”。肺结核(Tuberculosis)就是重新出现的一种严重的疾病,特别是在非洲,因为肺结核杆菌(TB bacterium)找到了新的机会:感染免疫系统失去功能的艾滋病的患者。只要条件适宜,埃及伊蚊可以继续携带病毒。黄热病就可以由感染的猴子传染给未感染的人,重新在人类中出现。登革热,依靠蚊子叮咬传播,将当地猴子作为宿主,“二战”后在东南亚重新出现,部分原因在于城市化速度加快、人们出行范围扩大、松懈的污水处理管理、没有有效控制蚊子和其他原因。
“出现”和“接触”(spillover)是两个截然不同但又相互联系的概念。疾病生态学家使用“接触”这个词(经济学家使用不同的词汇)来说明病原体从一种宿主传染另一个宿主的瞬间。这是一个集中的过程。1994年9月,亨德拉病毒(从蝙蝠)传播给戏剧侠,又(从马匹)传播给维克·瑞尔。出现是一个过程,一种趋势。艾滋病出现在20世纪后期。(抑或是20世纪早期?后面我会回答这个问题。)一种病毒到达新宿主物种,并迅速繁殖,进行传播,这就是从“接触”病毒到病毒“出现”的过程。在这种意义上说,严格意义上说,亨德拉病毒没有在人类中间出现,还没有,不能算是在人类当中出现。人类仅仅是个可能的宿主罢了。
并不是出现的所有疾病都是人畜共患病,但是绝大部分是人畜共患病。如果不是来自另一个物种,病原体究竟是在哪儿出现的呢?有些新的病原体确实看起来不需要贮存宿主的庇护,像是从周围的环境中产生的。举个例子:现在被称为嗜肺军团菌(Legionella pneumophila)的细菌,1976年首次出现在费城一家宾馆空调系统的制冷塔中,导致军团病肺炎(Legionnaire’s Disease)的暴发,造成34人丧命。但是这一案例远不及人畜共患病那样典型。感染一种活体生物的微生物很有可能感染另一种活体生物。这一点得到了近些年来几项总结性的研究中统计数字的证明。2005年,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的两位科学家发表了一项总结性研究的成果,他们研究了1407种已经发现的人类病原体,并发现其中人畜共患病占58%。在所有1407种病毒中,只有177种是出现或者重新出现的病毒。出现的病原体当中有3/4是人畜共患病毒。换句话说:告诉我一种奇怪的新型疾病,我就能告诉你一种人畜共患病毒。
由伦敦动物协会(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的凯特·E·琼斯(Kate E.Jones)带领的另一队科学家也进行了一项类似研究,并将其研究成果于2008年发表在《自然》(Nature)杂志上。这组科学家总结了1940年到2004年间出现的300多例感染疾病(他们简称为EID),研究了疾病变化的初始和模式。虽然琼斯和同事们研究的案例和爱丁堡大学的研究者们的案例不同,但是得出的人畜共患病毒的比例(60.3%)与爱丁堡大学科学家得出的比例大致相同。与家畜不同,“71.8%的人畜共患EID是由野生动物作为宿主的病原体引起的”。他们引用了马来西亚的立百病毒和中国南方的SARS病毒为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野生动物而不是家畜相关的疾病暴发的事件在不断增加。这些作者总结说,“来自野生动物的人畜共患病毒代表了所有EID对全球卫生构成的不断增加的严重威胁”,“我们的发现凸显了卫生监测和确认野生动物身上潜在的新型人畜共患病原体作为预测EID的预测措施的必要性”。这种说法非常有道理:让我们密切关注野生动物。人类包围、追捕、杀死、食用野生动物的时候,也传染了它们身上的病毒。这听起来好像确实可行。凸显监控和预测的必要性也是为了凸显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让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对病毒的理解还远远不够。
例如:为什么母马戏剧侠是在那片牧场发病的?是因为她在无花果树下乘凉吗,吃了有蝙蝠尿的草吗?戏剧侠是如何将这种病毒传染给瑞尔马厩中的其他马的?为什么瑞尔和瑞·尤文被感染,而那位尽职尽责的兽医彼得·瑞德却没有?为什么马克·普莱斯顿染病,而玛格丽特·普莱斯顿却没有?在亨德拉和马克雷,疾病分别暴发于1994年的8月和9月,为什么时间上如此接近而距离却如此遥远?为什么那些蝙蝠守护员成年累月地喂养那些狐蝠却都没有感染?
在当地关于亨德拉病毒的这些谜团只是一些重大问题的细微表现形式。凯特·琼斯和她的团队、爱丁堡的研究者、修姆·菲尔德和世界各地很多的研究者都对这些重大的问题心存疑惑。为什么这些奇怪的新型疾病出现在这个时候、这些地方,以这样的方式传播开来,而不是出现在其他地方,通过其他方式传播或者在其他时间传播?这些疾病是不是现在比过去发生得更加频繁?如果是这样,人类是如何招致这些疾病的?在下一个灾难性的传染病再一次袭击人类之前,我们能够逆转或者缓和这种趋势吗?如果人类能够逆转或者缓和这种趋势,能否不要将这种可怕的惩罚转移到和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其他物种身上?这种机制非常复杂,可能性很多。科学找到解决方法的速度比较缓慢,人们需要快点找到能够解决这个大问题的方法:下次出现的会是哪种来源不明、影响未知的病毒?
一次去澳大利亚的旅途中,我在凯恩斯稍做停留,那是距布里斯班北部大约1000英里的一个风景如画、气候宜人的小镇,我要和一位年轻的兽医做一次交流。我不想交代是如何找到她的,因为她不想公开自己的身份让名字见诸纸上。但是她同意和我见面聊聊她和亨德拉病毒打交道的经历。虽然这段经历非常短暂,她却经历了两个不同的角色:医生和病人。当时,除了在马厩工作的工人瑞·尤文,她是澳大利亚唯一已知的亨德拉病毒感染者和幸存者。我们的谈话是在她工作的那家小型兽医诊所的办公室里进行的。
她26岁,非常热情,碧蓝的眼睛,黑色的头发盘成一个髻。她戴着银耳环,穿着短裤和一件红色短袖衬衫,上边印着诊所的标志。我做笔记的时候,有一只温顺的柯利犬陪在我们身边,亲热地蹭着我的手。这位兽医讲述了2004年10月的那个夜晚,她出门为患病的马匹看病的事。当时,马的主人显得非常焦虑,因为这匹10岁的马,看起来“很不对劲”。
她还清楚记得这匹马叫布朗尼(Brownie),生活在凯恩斯南边大约20英里处,小马尔格雷夫(Little Mulgrave)的一个家庭农场里。那个夜晚,这件事情的所有细节她都历历在目。布朗尼是一匹良种夸特马,它不是赛马,而是这个家庭的宠物。这家有一个10多岁的女儿,布朗尼是她的最爱。晚上8点以前,这匹马看起来一切正常,突然就显得有点不对劲。家里人怀疑它得了疝气,吃坏了肚子——也许它吃了某种有毒的植物。夜里11点,他们打电话求助,请到了这位当晚值班的年轻兽医。她跳进汽车,到达农场的时候,布朗尼已经奄奄一息,喘息声很重,发烧,倒地不起。她告诉我,“我发现马的心率和体温都高得不得了”,“马的鼻子里还有红色的血样泡沫”。匆匆看了这匹马一眼,趁马发出鼾声,她来到马的身边。当时“很多血状红色的黏液溅到了我的胳膊上”。那个十几岁的女孩和她妈妈因为试图安抚布朗尼已经浑身是血。现在它只能勉强将头抬起。这位非常有爱心的兽医告诉她们,这匹马已经垂死了,她清楚知道自己的职责,于是说:“我想让它安乐死。”她跑回车上拿安乐死溶液和工具。但她回来的时候,布朗尼已经死了。它最后一下痛苦地喘息时,从鼻子和嘴里喷出了更多红色泡沫。
我问,当时你戴手套了吗?
没有。做动物尸检时规定戴手套,但是诊治活的动物的时候不必。谈话很快转到下一个话题。“我当时穿的衣服和现在穿的一模一样。鞋、短袜、蓝色短裤和短袖衫。”
戴口罩了吗?
没有。“在实验室里,采取这样的防护措施很容易。但如果是午夜12点,下着瓢泼大雨,在一片暗夜中只能依靠车灯才能对动物实施手术,旁边还有一群歇斯底里的动物主人,采取防护措施往往不是那么容易。还有就是,我根本不知道这究竟是种什么病。”她的意思是在处置布朗尼的情况时,不知道面对的究竟是何种情况。“我根本没有想到这是传染病。”她在这些观点上处处为自己辩解,因为有人质疑她处置病畜时操作过程是否规范,有人怀疑她失职并对此进行了调查。她被免于责罚——她投诉之前没有得到警示——但是这样的做法对她的事业不利。恐怕这也是为什么她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原因。她有话要说,但是她不想过多影响自己的生活。
布朗尼死了几分钟后,她已经换好靴子、长裤,长达肩膀的手套,开始了尸检。马的主人想知道布朗尼是否吃了某种毒草,这种草是否会对其他的马匹构成威胁。这位兽医将布朗尼的肚子切开,发现肠子正常。没有肠扭转或者堵塞,不是疝气。这个过程中,“有腹部的液体溅到了我的腿上”。她解释说,给马做尸检的时候身上不可能不溅到东西。接下来,她开始通过稍稍切开第四和第五肋骨之间的部位检查胸部。她怀疑如果不是疝气的话,很可能是心脏方面的问题,这种直觉很快就得到了证实。“心脏扩张程度很大。肺部充满了血液,在胸部空腔里充满了液体。我能做出的结论就是这匹马死于充血性心脏衰竭。我无法判断这种病是否具有传染性。”她提出要从马匹身上取样送到实验室检测,但是遭到了马主人的拒绝。要知道的已经都知道了,花钱已经不少了,布朗尼已经够可怜的了,他们将尸体用推土机掩埋了。
我问,这个农场附近有蝙蝠吗?
“到处都有蝙蝠。”她的意思是,昆士兰州北部到处都是蝙蝠,不止是在小马尔格雷夫。“如果从这后面出去,能看见几百只蝙蝠。”凯恩斯和周围的地区都是这样:温暖的气候、大量的水果树、有很多以水果为生的蝙蝠。但是接下来的种种问题和布朗尼密切接触蝙蝠,而导致其死亡毫无关系。“除了说是偶然因素,他们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这匹马感染了疾病。”这匹马被深埋在地面10英尺以下,没有留下任何血液或者组织的样本,如果不是后来的发现,人们根本不会想到它感染了疾病。
进行完尸检,这位兽医将手和胳膊洗净,将腿擦干净,回家用优碘洗了澡。她备有很多优碘,正是为了应对这样的情况而形成的职业习惯。处理完这个棘手情况,度过这样一个不太特殊的夜晚之后,她将身上洗得干干净净后,才上床睡觉。这件事过去9或10天后,她开始头痛、身体不适。医生怀疑是流感,或者感冒,或者可能是扁桃体炎(tonsillitis)。她说“我的扁桃体炎很重”。医生给她开了些抗生素就让她回家了。
她一周没有上班,有流感或者支气管炎(bronchitis)的症状,身体非常虚弱:轻度肺炎、喉咙痛、剧烈咳嗽、肌肉无力、身体疲劳。曾经有一位资深的兽医问她是否考虑过医治的那匹马可能传染给她亨德拉病毒。来到地处热带的凯恩斯之前,这位年轻的兽医在墨尔本兽医学校(在澳大利亚南部,气候宜人)接受培训的时候根本没有听说过亨德拉病毒。这种疾病刚刚出现,界定不清,在墨尔本地区根本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作为贮存宿主的四种蝙蝠当中只有两种生活在如此偏南的地域,以至于引起了关注。现在她到医院接受血样检测,过一段时间再接受一次血样检测,是的:她已有了亨德拉病毒的抗体。检测结果出来的时候,她已经重返工作岗位了。她被感染了病毒,但是战胜了它。
这件事过去一年后我见到她的时候,她除了稍感担忧之外,一切良好。她很清楚马克·普莱斯顿感染这种疾病的事——在对马进行尸检时感染,后来恢复健康——不无感叹地说也许这种病毒永远地离开了她的身体。州政府的健康官员一直在追踪她的情况;如果她感到头痛、眩晕或者有疾病发作的迹象,神经刺痛、或者开始咳嗽或者打喷嚏,都要告知他们。她说:“现在我还要经常去传染疾病控制专家那看病。”“我要定期接受农业和畜牧业部的专家对我进行检查。”根据血液检测,他们将其抗体水平制成表格,她的抗体水平不是非常稳定,忽高忽低。最近,抗体水平又有所反弹。这是疾病反弹的征兆,还是只是反映了她强健的获得性免疫能力?
她告诉我,最让人担心的就是这种不确定性。“这种病毒出现的时间太短,他们无法告诉我其是否会对我今后的健康状况构成威胁。”7年或者10年之后会是什么样呢?疾病复发的可能性有多大?马克·普莱斯顿康复后一年突然去世。瑞·尤文说他的健康状况仍然“欠佳”。凯恩斯的这位年轻的兽医和我们一样,都非常想知道,以她现在的情况,接下来会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