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埃博拉病毒和大猩猩(6)

疫情结束几个月后，巴里·休利特对梅可卡做了回顾性调查。他仍然对这个课题很热衷，很关心这个被更多临床研究和应对方法所忽略的重要方面，于是在2000年年底乌干达古鲁疫情还在继续时就赶到了现场。他发现那里主要的族群，阿乔利（Acholi）人，也有意将埃博拉病毒引起的疾病划归为超自然力量。他们相信一种叫“gemo”的邪恶灵魂，有时会像一阵风般扫过，引发一波波离奇的疾病和死亡。埃博拉不是他们遇到的最早的gemo。休利特了解到，阿乔利人之前已经感染过麻疹和天花了，也是用这样的理由来解释的。多数人似乎认为这样的恶魔探访本来就是难以为常人所理解的，但几位长者告诉休利特，对自然诸神不敬会引来gemo。

一旦认定了是gemo，不是社区里突发的小病情，按阿乔利人的文化传统，要下令进行一项特别行动计划，其中有些对控制传染性疾病非常得当，无论你是相信恶魔还是病毒。这些行动包括将每个病人隔离于自己住所之外的房间里；依靠感染幸存者（如果有的话）来照顾病人；限制将受感染病人从一个村庄向其他村庄转移；戒绝性关系；禁止食用腐烂或熏制的肉类；暂停普通的埋葬仪式，因为其中有一项是开棺，然后每位悼念者列队对死者进行最后的“爱的抚摸”。跳舞也被禁止。这样的传统阿乔利限制行为（加上乌干达卫生部干预和疾病防治中心、无国界医生组织及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可能帮助古鲁疫情在进一步恶化之前受到抑制。

“我们可以从这些人身上学到好多，”巴里·休利特有一天在加蓬告诉我，“学习他们长时间以来是如何应对各种传染病的。”他说，现代社会已经丢失了那种古老但历经痛苦后获得的文化知识的积淀。而我们依靠的是疾病研究的科学家们。分子生物学和传染病学是很有用，但其他传统知识也是很有用的。“让我们听听这里的人们说什么，查明发生了什么。他们已经有长期与传染病斗争的经验了。”

休利特是个性情温和的人，他是华盛顿州立大学的专职教授，有20年的中非实地考察经验。在利伯维尔的一个国际埃博拉病毒会议上遇见他之前，我们都分别去过受该病毒困扰的另一个村庄——刚果共和国的牧博莫（Mbomo），位于奥扎拉国家公园的西边。牧博莫离蒙比利河和莫巴·贝不远，就是那些我看到比利·卡雷什试图麻醉大猩猩的地方。牧博莫的暴发开始于2002年12月，很可能就是处理受感染大猩猩或羚羊的猎人携带的，传播到了至少另外两个村庄。我和休利特在牧博莫的体验的一个重大区别是，他是在暴发时来到村庄的。他开始询问打听时，油脂还在锅里冒烟呢。

休利特了解到，之前有一个病人被从村庄诊所里拉了出来，因为他家人不相信医生的埃博拉病毒的诊断，更愿意指望传统治疗方法。在没有医护人员照顾，传统方法也未能见效后，该病人死去，于是事态才严峻起来。传统治疗师宣布这个人是受巫术毒害，作恶者是他的哥哥，一个在附近村子工作的成功人士。哥哥过去是个老师，后来“升任”为学校巡视员，却没有和家人分享他的这份幸运。所以，像加蓬东北部的巴可拉人当中流传的巫术一样，巫术指责的背后又是妒忌和仇恨。然后，另一个弟弟死亡，接着是侄子，就在那时，家庭成员烧掉了哥哥在牧博莫的房子，并组成一队要杀掉哥哥。警察出面阻止了这一行为。虽然哥哥现在被视为邪恶的巫师，但却逃脱了报复。随着更多受害者死于这种未知的恐惧，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没有合理的解释，村民关系大大恶化，以至于任何看起来不同寻常或出众的人都成了怀疑对象。

牧博莫村里和周边危险的另一个因素，是一个神秘的帮会，即为人所熟知的玫瑰十字会（Rosicrucianism）（哪怕你只听说过）。这是个有几世纪历史的国际性组织，大多致力于机密研究，但在刚果的这个地区，它名声并不好，与巫术有关联。附近村子的四个老师是该组织成员，或被认为是成员，而且这些老师曾经在疾病暴发之前向孩子们讲起过埃博拉病毒。这引起了一些传统的医疗师的怀疑，这些老师掌握了疾病暴发的超常知识——超自然的知识。一定得有所行动，对吗？有一天，当时巴里·休利特和妻子还未到牧博莫，四位老师在田间工作时被人用大砍刀杀害了。

之后很快疾病扩散感染了更多村民，巫术似乎不再是当地居民能够接受的合理解释。另一个可能性是opepe，一种传染病，和巴里·休特利听过的阿乔利人的gemo相对应的牧博莫词语[可塔（Kota）语，当地语言之一]。“这个病要害死所有人，”一位当地人告诉休利特，因此不能是巫术，巫术只瞄准单独的个体或家庭。2003年6月初时，牧博莫及周边区域已有143例患者，其中128例死亡。这一病毒死亡率高达90%，在埃博拉病毒中也列在高位。

由于对当地的信仰有着浓厚的兴趣，且倾听非常耐心，休利特夫妇听到了传染病问卷调查的选择题范围之外的东西。另一位被调查者——一个牧博莫妇女，声称：“巫术不是无缘无故杀人的，不会杀掉所有人，也不会杀大猩猩或其他动物。”嗯，对，又是大猩猩。牧博莫事件的另一个角度就是——每个人都知道森林里到处都有死猩猩。在罗西保护区有猩猩死亡，比利·卡雷什目前知道的是，莫巴·贝也有猩猩死亡。在牧博莫周围也看到猩猩尸体。而且，按那位妇女所述，巫术是不会施于大猩猩的。

当一只银背大猩猩（silverback gorilla）死于埃博拉时，它未受到科学家和医学界的关注。森林里没人观察到它痛苦死去的过程，可能只有其他大猩猩在身边。没人量它的体温或查看它的咽喉。当一只母大猩猩死于埃博拉时，没有人测量它的呼吸或检查是否有皮疹。成千上万只大猩猩可能已经被病毒害死，但没有人在现场见过这样的死亡——甚至没有比利·卡雷什，也没有阿兰·奥德扎伊。找到了少数尸体，一些埃博拉病毒抗体检测呈阳性。在埃博拉暴发的地区，零星的见证人看见和报告了大量的尸体，但因为森林是荒野之地，多数尸体将永远不会被科学研究者们检查或取样。其他关于埃博拉对大猩猩的影响都是推断出来的：许多大猩猩消失，一些地区，如罗西、奥扎拉和明克比，其大部分数量的大猩猩都不见了。但没有人知道埃博拉病毒是如何影响大猩猩的身体的。

对人类，情况有所不同。我前面提到的数量就是一个衡量这种不同的标准：基奎特暴发时245例死亡，古鲁224例，牧博莫128例，等等。自从1976年发现埃博拉病毒后，死于这种病毒的总人数为1500人，比起广泛而无情的全球性疟疾和肺结核，或各类流感大潮，这个数字并不算太大，但也足够建立一组重要数据档案。并且，这1500人中的许多人离去时有医生和护士在场。因此，作为专业的医疗工作者会了解一系列症状，埃博拉引发死亡时对人体的病理学影响是什么，可能并不和你的想象一致。

《高危地带》发表时，如果你和我一样，急切地阅读过这本书，或如果你已经间接地感受到它对公众看待埃博拉病毒的深远影响时，你可能会对它有个极为恐怖的概念。理查德·普林斯顿写作很生动，技术娴熟，他是位勤勉的学者，他的目的正是让一个真正恐怖的疾病看似近乎超自然地可怕。你可能会想起他对一家苏丹医院的描述，其中病毒“从一张床跳到另一床上，杀掉左右两边的患者”，引起痴呆和混乱，不只杀害，还要让他们死时大出血，将器官液化，直到“人们在床上溶解”。在床上溶解？普林斯顿特地描述埃博拉病毒“基本上将人体的每一部分都变成可消化的病毒粒子黏液”，啊呀！看到这儿，你可能都会发抖。当他告诉你，死后，埃博拉感染的尸体“骤然恶化”，内脏溶解成“一种休克性的溶化物”，你可能要先停顿下，再翻下一页。你可能都没注意到这是个比喻，意思是功能失调，而非真正的溶化。或者，就不是比喻。后面的故事中还提到了另外一种线形病毒。普林斯顿提到一个生活在非洲的法国移居者，他“在飞机上旅行时，基本上与马尔堡病毒一起溶掉了”。飞机乘务人员，快点来！你可能尤其记得这一幕，普林斯顿描述受难者在苏丹的小黑屋里：昏迷不动、“血流成河”。毕竟，那和“出血”似乎有很大区别；意味着人体像个装着蔬菜炖肉和酸液的纸袋子，血从中喷射出来，直到流干只剩下躯壳。如果这些还不够刺激，里边还有关于埃博拉引起患者眼球充血，导致失明和其他并发症的描述。“血滴就挂在眼皮上：可能会流血泪。血从眼睛里沿脸颊流下，不凝固。”医生检查报告的红死病，与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en Poe）的著作完全吻合。

我虽然非常不愿意批评同事，但是我的义务是建议不必要描述得太直白——至少不要描述成埃博拉病毒的死亡典型。一些出版了或口述的专家鉴定，证明了埃博拉病毒并不如普林斯顿许多耸人听闻的描述那样恐怖。埃博拉在真正受难和死亡方面的可怕程度没有减少。比如，疾病防治中心的特别病原体分部的副主任，皮埃尔·罗林（Pierre Rollin），是世界上最有经验的埃博拉病毒专家之一。他搬去亚特兰大之前，在巴黎巴斯德研究院（Pasteur Institute）工作，过去15年里他一直是许多埃博拉和马尔堡疫情应对团队成员之一，处理过包括发生在基奎特和古鲁的疫情。在他办公室的一次采访中，我问他关于公众认为这个疾病异常血腥的看法，罗林和蔼地打断我，说：“这是胡说。”我提到普林斯顿书中的描述时，罗林讽刺道：“溶解，溅到墙上？”然后失望地耸耸肩。罗林补充道，普林斯顿先生只要能让他的作品显得像小说似的，就怎么高兴怎么写。“但如果说法是真实的，那就得说真话，但他没有。因为到处是血，处处恐慌，实在是有点儿过了。”一小部分病人的确是出血致死，罗林说，但是“他们没有喷射，也没有溶解。”事实上，对于埃博拉病毒疾病来讲，常用的术语“埃博拉出血热”本身就用词不当，因为一半儿以上的病人是一点血不出的。他们死于其他原因，如呼吸窘迫和内脏衰竭（但非内脏溶解）。

卡尔·约翰逊，一位应对埃博拉暴发的专家，他的权威性我前面也有所提及，是《高危地带》的一个关键角色。他做出了相似的反应，但更加尖锐，他一如既往坦诚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次谈话是在我的办公室进行的，当时他又一次到蒙大拿（Montana）开始他定期的钓鱼之行。我们成了朋友，他还简单地传授了我一点如何思考动物传染病毒的方法。最终我有机会请他坐下来做个采访，当然肯定要提到《高危地带》这本书。卡尔严肃地说：“血泪是胡扯。没有人流过血泪。但这种现象正是普林斯顿要抓住的。”要公平对待这个他并不讨厌的年轻记者。他解释道，这事儿并非是普林斯顿凭空捏造的，而是从另外一个线人获得的，这人在1976年扎伊尔疫情暴发时就在场（但不在扬布库），且和他本人更熟一些。卡尔进一步提到，“死去的人并没有变为不成形的黏液”，如普林斯顿所述。约翰逊也和皮埃尔·罗林观点一致，认为在出血这点上的描写太过夸张了。他说，如果想见识真正出血的疾病，看看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当然，埃博拉恶性且致命，但并不完全是以书中描写的那种方式体现出的。

在现实世界中，科学文献中描述的埃博拉病毒疾病引起的主要症状如下：腹痛、高烧、头痛、咽喉痛、恶心和呕吐、食欲不振、关节痛（arthralgia）、肌肉痛（myalgia）、虚弱（asthenia）、呼吸急促（tachypnea）、结膜炎（conjunctival injection）和腹泻。结膜炎特征是红眼，但不流血泪。所有这些症状一般都会在许多或大多数致命性案例中出现。另外，还有些只出现在一小部分案例中的，包括胸部疼痛、吐血（hematemesis）、牙龈出血、血便、鼻出血、针刺部位出血、尿闭（anuria）、皮疹、打嗝和耳鸣。基奎特疫情中，59%的病人没有明显出血，即使出血也基本上和存活率的高低无关。另一方面，呼吸急促、尿潴留（urine retention）和打嗝，则不是好兆头，预示着死亡可能即将来临。在那些出血的病人当中，除非是自然流产的孕妇，失血也不太多。多数未能幸存的死者都是在昏迷和休克中离开人世的。就是说：埃博拉病毒一般会悄悄致命，而非重大一击或喷溅而亡。

这些数据都是在非常惨烈和危险的情况下收集的，而且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救命，而非科学研究，所以专家们甚至也不能确定病毒致死的典型方式。“我们不了解致死的原理，”皮埃尔·罗林告诉我。他可以指出是肝功能损坏、肾衰竭、呼吸困难、腹泻，但最终似乎总是各种症状以无法阻挡的趋势一拥而到。卡尔·约翰逊也表达了相似的不确定性，但提到该病毒“确实追随免疫系统”，阻止干扰素（interferon）的产生。干扰素是免疫反应所必需的一组蛋白质，没有它，就“无法阻止病毒的持续繁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