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古代利率汇总与分析

本书前言中的所有详细说明都完全适用于整个古代利率数据。也许，我们每引用一条古文献资料都应当重复一遍说明，不过那样的话恐怕读者很快就会不耐烦了。此外，单纯的历史性叙述之后就试图进行趋势分析，那么这种数据过度使用的危险就更大了。比较安全的做法是彻底不做分析，但那样的损失就太大了。

古代文献中没有任何资料与现代系列数据类似，无法精确地进行利率对比。文献记录中没有以可对比信贷形式为基础的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或年复一年的利率数据。

前面几章组织数据的方式可以做如下归类：

1.具体贷款交易中的现货利率。这种利率本身并不表明所引用的利率可以代表当年，更不能体现当时那个世纪的情况，但的确可以支持其他数据。

2.历史学家估算的某个给定时间和地点某些贷款类型（有时贷款类型的定义十分模糊）通常使用的利率。这些利率的来源估计是通过对若干现货利率的研判，或者通过当代评论来认定某利率为“高”，某利率为“低”。

3.法定利率上限。这些的确是确凿数据，通常能够很好地表明哪些在相应法律适用的时期属于合理利率。但是，立法与立法之间的时间跨度巨大，而在执法力度上显而易见的差异性方面又没有多少资料。

很显然，这些数据不能用来进行短期趋势分析。问题在于，是否能够用这些数据来进行长期趋势分析，或者国际对比，又或利率水平的总体判断？

当我们考虑在我们所在这个世纪中以优等畅销抵押物作担保的宽泛的利率范围时，我们也许会琢磨，类似这么一句话说明了什么：“在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最佳信贷的正常利率为10%～12%。”尤其是当这些估算数据就像本书现在的编排一样列成表，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分别罗列，甚至有时还做出图表，这时里面似乎存在着我们的知识所无法揣摩的一种潜在的统一性、一致性。最后一点，数据资料中的空白，诱惑着分析人士去进行有可能是错误的填补。

然而，这些疑虑的产生，有可能是过多地试图套用现代市场利率结构的复杂多变性的缘故。如果考虑不同年代之间的差异和类似之处，我们也许就能找到这些古代数据的应用意义所在。

我们在这里引用的古代利率，并不是复杂多变的货币市场利率。似乎非常有可能的是，有些时候，比如古代雅典在其商业活动繁荣到顶点的时候，存在着某种类似波动中的货币市场，其中商人们、交易商们为信贷价格讨价还价。自由放任是当时的政策，机敏精明的人们在用每一个微小的优势竞争。讨价还价并不是尊贵傲慢的希腊人的本性，而你死我活、如火如荼的竞争决定着能否生存下去。然而，当时并没有什么日报来记录这些活动。毫无疑问，长期以来的“市场利率”影响了传到我们手里的那些利率数据。但是，我们手里的并不是市场数据，而主要是传统、稳定类型的数据。

直到最近，美国的许多类型的贷款利率波动的幅度非常小。6%的传统持续了至少2个世纪。高利贷的幅度总体上在20世纪60年代前一直没有变化。远离货币市场中心、远离“大市场”的银行收取的银行贷款利率，在很长时期里相对比较稳定。个人小额贷款的利率很少发生变化，除非是因为立法缘故。

频繁引用的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和罗马的“正常”利率，似乎大部分都属于传统型短期个人贷款，通常——但并非总是——都有抵押，而且常常是房地产抵押。因为贷款期限不同而导致的利率差异，数据中很少有明显表现。由于具有一定规模和复杂性的企业机构当时并不存在，这些都是发放给个人或合伙企业的贷款，可能绝大部分时候是为了满足个人需要，但有时也是为了贸易或者工业方面的融资需要。

引用的数据通常都是以“最佳信贷”为基础。支持历史学家这一判断的，是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高出许多的风险利率。另外还有远远超过“正常”利率的当铺利率和高利贷利率。因此，这些高利率贷款可能都有良好的抵押，无论是土地还是可移动贵重资产，或是某个富裕市民已经建立起来的良好信用。如果愿意的话，希腊或罗马投资人可以通过担负海运风险而获得高于正常水平3～10倍的利率。

最后，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这些“正常”利率在已知的漫长历史时期中非常稳定。这种稳定性的部分原因无疑是传统。即便到了今天，传统因素在确定远离货币市场的贷款利率方面也还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些古代的“正常”贷款，如果一定要跟现代贷款做个对比的话，恐怕与小银行或个人提供的现代个人贷款最相像。新英格兰10年前的利率可能是6%，跟100年前一样。西方的利率一般比较高，但很少是因为受到东方货币市场波动的影响。如果说这种类比哪怕是部分正确的话，那么古代利率变化之缓慢也就可以理解了，而那些逐个世纪的数据，尤其是希腊时期和部分罗马时期的数据，也就有了意义。

在仔细分析古代利率之前，我们必须注意到古代与现代信贷结构之间的部分区别。当时，城邦大规模筹募的贷款几乎没有，他们的信用级别也不高，常常无法抵押其民众的私人资源。他们还没有学到赤字融资的原则。当时没有大型民间企业债务人，也没有证券市场允许债权人在到期之前提前清理贷款；这种机制要等中世纪意大利金融家的到来。当时没有大型的金融机构，无法用大量的信贷工具来补充金属货币，无法获取大规模存款，无法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担负一个方便的掮客。结果，当时也就没有出现有组织的货币市场，无法迅速反映信贷的供求关系，无法动用大量信贷资源。

古代贷款中的风险因素在解释高“正常”利率时可能言过其实了。言下之意是，古代没有安全贷款。但是，抵押物的利润常常十分丰厚，贷款期限很短，违约的惩罚很严厉：在巴比伦王朝和罗马是个人奴役。风险贷款当然十分普遍，而其利率比当时的“正常”利率要高出许多倍。至少在希腊，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进行投机。此外，在当今世界，某些优惠利率的范围非常大，而当这种利率比较高的时候，并不能解释为风险因素的上升。美国电话8.80s（American Telephone 8.80s）在1974年发行的时候，似乎跟28年前的美国电话2.625s（American Telephone 2.625s）一样安全。毫无疑问，随着时间的推移，希腊和罗马债权人的法律地位得到了提高，从而促成了信用。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汉谟拉比法典》对债权人的惩处似乎比今天还要好。

我们不仅不应过分强调风险因素，而且还要强调与当今相比另一个根本差别——古代借款或投资的相对不便。如果没有机构中介，我们今天的信贷结构就会停止运作。作为个人以典当物或者房地产或一般信用为抵押借钱给其他个人，这个过程非常复杂、麻烦，而且可能很不愉快，无论抵押物多么诱人。仅仅这种方便程度的差别，在解释为什么古人倾向于囤积金属、投资于土地问题上，就可能超过了风险因素的比重。

我们要随时记住古代信贷与现代信贷之间的这些差别，以及不管怎么说信贷的使用在古代十分普遍的事实，那么有关古代利率方面的数据现在就可以进行研判，以得出这些数据可能在多大程度上也许能够体现出的总体概况和对比情况。表4汇总了表1、表2和表3中体现良好信贷利率或法定上限利率的数据。数字是按照不同世纪（除了最早时期）编排的，有时候还引用了数据范围。现货利率、高利贷利率、风险利率和极端利率在此省略了。表中数据还按照地理位置和（凡是能够确定的）贷款类型进行了分类。我们没有试图区分不同的贷款期限，因为文献资料中很少说明具体的期限，而法定上限从来不体现贷款期。除了少量例外情形外，大部分“正常”贷款都是一年或少于一年的期限，有时是2～5年。在这些利率条件下虽然也有长期贷款，但往往是短期贷款的“延期”。实物贷款没有列入该表中。

从表4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印象，即巴比伦王朝的大部分利率都高于大部分希腊利率，而大部分希腊利率都高于大部分罗马利率；罗马利率通常也低于罗马行省的利率。

有关巴比伦利率的稳定性，或者其以世纪来看的趋势，我们从资料中几乎无法做出任何推断。我们引用的漫长巴比伦时代范围非常大的利率数——10%～25%——也许意味着一段时间内的大幅度波动，但也可能说明了大量不同类型的贷款。希腊利率似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最稳定的，而罗马利率却在公元前100年～公元200年期间波动得非常大。也许那个时候的罗马发展起来了某种类似真正货币市场的机制，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总体上也不为人知。

在整个古代时期，信贷形式的发展呈现出相当程度的延续性，尽管文明中心至少转移了两次，而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传统也迥然不同。希腊人采用了部分巴比伦王朝的度量衡。复杂而规模并不大的巴比伦王朝金融方法很可能也是希腊人最早发明的；不管怎么说，希腊人采用的形式非常类似。这些信贷形式被希腊人大加利用，其自由、放任的氛围与巴比伦王朝相比差别很大。最后一点，罗马银行家基本上都是希腊人，而希腊人一定是把所有其他的技术一同带到了罗马，并在罗马调整进入了一个专制社会。

与信贷形式的延续性一起，一些其他趋势和事件共同影响着整个地中海世界。这些一致的影响有：贵重金属的供应、贸易活动、海洋的安全以及战争或和平的来临。

尽管本书前面各表体现的数据非常笼统，在基督纪元（也即公元）开始前的几个世纪里，无论在希腊还是在罗马（以及埃及），“正常”利率都呈下降趋势。许多历史学家都记录下了利率的这种下降，当代评论家们也为此纷纷撰文。

利率的下降在希腊出现得比较早。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下降的原因是亚历山大获胜后涌入地中海世界的大量额外铸币。还有一些其他的解释。地中海利率的下降似乎在公元前2世纪期间蔓延到了罗马和埃及。希腊的利率进一步略微下降，而此时希腊已经成为罗马的一个附属国，失去了自身的经济优势。

在公元前1世纪和公元1世纪期间，有些证据表明希腊的利率上升了；不管怎么说，利率已经停止了跌势。然而在罗马，正是在这几个世纪中，文献记载了古代时期最低的利率。这是古代时期唯一出现低至4%利率的阶段，而4%已经属于现代优惠利率的范畴。

罗马利率在公元2世纪期间得以上升，但按照古代标准仍然时常属于中等水平。罗马在亚洲和非洲的捐赠基金在那个时候往往基于一种保守的收益预期。公元2世纪的罗马和行省利率，与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利率没有多少差别。

在公元2世纪后期和3世纪期间，罗马利率可能得以快速上扬。相对比较低的利率阶段对于西欧来说中断了1000年或者更久。

最后一点，我们必须注意到公元5世纪到6世纪期间拜占庭法定上限的降低。这些上限在公元9世纪再次提升。在最低的时候，拜占庭的上限与早期罗马帝国的最低自由利率相同。

我们可以进一步简化和分析。图1依据的是表4的利率数据。图中只显示了每个时期记载的最低利率。如果极端利率和慈善性利率数据被排除在外的话，那么最低利率数可以看成是趋势的一个持续参考值。由于巴比伦王朝的利率在公元前7世纪前没有按世纪记载，而且由于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只有少得可怜的数据，巴比伦王朝在公元前7世纪之前的利率数在图中只能简单地用虚线表示。从公元前3000～前1900年期间记载的20%最低利率，到公元前1900～前700年期间记载的10%最低利率，在此我们随意处理为一个平缓的下坡。

本图用这种分析方法体现的巴比伦、希腊、罗马这三大古国的最低利率变化图形，彼此都极其相似。这三个古国都表现出利率似乎从最早历史时期开始下降，直至后期的商业发展阶段，然后又在政治崩溃的最后几个世纪里上升。

*利率数据来源为表4。

只有希腊利率史是以低于起初利率结束的，而这有可能是经济文献的失误。毫无疑问，在灾难重重的公元3世纪，希腊的“正常”贷款利率至少跟罗马利率一样高。还有一种可能性，即在“正常”贷款为法定利率上限或高于法定上限的后罗马统治时期，贷款也许可以以低得多的利率获得，因为这种利率没有文献记载。当然，这样的话，假设的曲线就要发生变化。然而，由于当年的政治动荡，极端的通货膨胀，以及政府再次关心法定上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印象，即当时的“正常”利率更可能高于法定上限，而不是低于法定上限。

每个民族的图形都像是一个巨大托盘或沟槽。罗马的振幅超过了希腊。对于三个民族来说，数据最为匮乏的都来自最早和最后阶段，也就是说来自图中显示利率最高的时候。数据最好的时候属于利率最低的时期。

每条曲线的起始和终止年代是随意选取的。起始年代恰好为原始记载偶然进入历史的时候，终止年代恰好为每个民族有组织的经济生活崩溃的时候。

当西欧利率在中世纪最初几个世纪中终于再次出现时，比后希腊和罗马时期的最高利率还要高，而且远远高于同期的拜占庭法定利率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