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二十八辑）

本书以宽泛的“民族性”范畴为理论框架，以中国当代文学的影视改编为主线，全面分析当代文艺作品体现的民族风格、民族审美情趣，探讨文艺作品在反映民族国家历史、展示中华民族丰富的多民族文化、形成民族认同、构建与传播积极的国家形象等方面的作用。

本书以“文学中的城市”为主题，展开“十七年”（1949—1966）文学的城市表述研究。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考察“社会主义文学”与“城市”这个资本主义“场域”之间冲突、顺应、分野的意识形态聚合过程，进而探求一种“社会主义城市”的文学表述。尽管在这种表述背后，暗藏着“革命之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性和内在焦虑，却是从中分析中国社会主义遗产和教训的绝佳视角。

本书主要研究上古礼制遗存与早期文论形态之间的相关性，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将三代考古出土的实物遗存与传世之审美形态互相对比，获得两者在感性上的关联性；第二部分从符号构成角度切入古礼表意机制，探寻仪式表意体系的独特之处，并与早期文论的言语表意系统相比较；第三部分考察在古文论母题生成的过程中上古礼制所发挥的重要促进作用；第四部分研究上古礼制与文体发育之间的互动关系。本书系统地研究了上古礼制在早期文论形成

本书以中国的俄苏文学学人作为研究对象，力图梳理呈现俄苏文学学人群体的地域分布、研究方法以及时代特色等特点，同时采用群体考察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选取戈宝权、高莽、吴元迈、刘文飞、周启超五位学者进行个案分析，这五位学者分别侧重不同的研究方向，体现不同的研究个性，展现了老中青三代学者之间的学术传承。通过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为俄苏文学学术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的材料，并为以后的学人研究提供一种参照。

本书是一部以流派演变史为主的新型唐宋词史。作者打破了“豪放”“婉约”等传统词论的二分法，从文化大背景切入，从时代精神和群体审美选择的角度考察了各风格流派发展衍化之规律，全景式地把握了唐宋词的流变过程：变作者个体研究为群体研究，对群体互动及各流派互相影响、渗透及竞争进行了深入的解析；作者考察了唐宋时期哲学、政治、宗教、社会习俗和民族心理等对词人及不同的词人群体的创作观念和审美情趣的深刻影响，从而展现

托·斯·艾略特的《荒原》一诗因其丰富的引经据典和多种语言的杂糅，而变得晦涩难懂，然而，作为《荒原》一诗的原创性汉译者，赵萝蕤先生认为，“这首诗很适合于用直译法来翻译”，因为“直译法能够比较忠实【地】反映原作”。在学习艾略特诗歌与诗学理论以及七个《荒原》中译本的基础之上，作者携同课题组成员对赵萝蕤先生的文学翻译直译法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分析和讨论，对赵萝蕤先生翻译艾略特诗歌用典的独到之处进行

西南联大与“鲁艺”同年成立，两者都在战争的硝烟中守护和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有着共同的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向度，但两校文学在主题内容、文体类别、话语风格方面大相径庭。西南联大秉承学院派的通识教育，延续并发展精英文学传统，希冀以优美的文学作品改造人心，影响社会；“鲁艺”坚持实践化教育，形塑的是解放区新生活、新人物和新秩序，把文学的社会动员功能放大到极致。虽然，两校的文学取向明显不同，很难用统一的尺

《白话文学史》为胡适论述的白话文学史，在中国文学史上同样具有开创性的、里程碑的地位。作者以全新的思路与结构框架，揭示中国文学发展的规律和特质，其突破性的成就具体表现在：打破了前人文学史研究的狭隘框限，把视野伸展到了经典作家作品以外的广阔领域，大拓阔了中国文学史的内涵；研究方法上，注重纵向的考查与横向的比较；跳出传统的思维偏见，以全新的审美观和价值观评判中国古代文学。

本书以1898年到1927年的中国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借用西方的叙事理论，从西方小说的启迪与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传统文学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中的作用两个视角探讨晚清与“五四”两代作家如何完成从古代小说到现代小说的过渡。作者借鉴托多罗夫的叙事理论，从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三个方面“把纯形式的叙事学研究与注意文化背景的小说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不仅填补了文体研究的空白，而且推进了文学的形式